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从夯基垒台、重点突破步入深度融合、全面起势的新阶段。一体化纵深推进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双城经济圈经济辐射力和发展带动力，既是川渝两地以一域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使命担当，也是立足自身优势、凸显战略腹地地位、抢抓重大战略机遇的规律使然。

　　在国家全局中把握新时代“双城经济圈”新使命

　　加快在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牵引带动西部地区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既是建设回旋纵深战略腹地、又是打造改革开放战略支点，既承载着新时代“大后方”担当，又担负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排头兵”使命。成渝地区不仅要扛起保障粮食和能源资源等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任，更要成为国家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和科技力量建设重要支撑地、国家先进制造完整产业链重要集聚地和国家重要产业链备份地、向西向南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将与沿海三大“引擎”呼应成势，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一个占全国经济总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打破区域经济的东中西分异约束，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作为典型的内陆型中心崛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目标使命需要在关键领域突破：一是亟需提升经济体量和发展能级。2023年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经济总量全国占比分别为24.2%、11.1%、8.3%，同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占比6.5%；得益于“三线建设”，成渝地区奠定了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核能、装备制造等领域雄厚的科教、产业基础，但也客观存在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产业结构偏重偏初级等问题。发挥“一极一源”作用亟需实现经济体量和质效“双提升”。二是亟需优化城市空间体系和区域生产网络体系。受制于区位、地理等因素，成都、重庆“双核”的“极化”特征显著，与周边次等级城市间产业分工和协同关联不足，尤其是“双核”间缺乏过渡区和纽带、“中部塌陷”问题突出，亟需进一步密切互联互通，推动要素高效流动配置及功能网络合理布局。三是亟需加快一体“破界”和开放“突围”。除加速将区域协作谋划落实到实际项目和体制机制改革外，亟需进一步突破地理联通、物流成本等“内陆”制约，在数智化等创新要素及其高附加值产品、“空铁公水信”立体网络体系和多式联运枢纽体系等方面下功夫，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

　　面对时代变局与战略使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走也只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川渝两地只有坚持相互赋能、相向发展，共同唱好“双城记”，才能“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

　　在规律研判中找准唱好“双城记”的着力点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动力，塑造参与全球要素配置的区域优势与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是成渝地区作为内陆后发区域崛起的必由之路。四川拥有工业全部41个大类、重庆拥有39个大类，区内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门类齐全，依托广阔腹地市场优势，可以产生独特的范围经济效应，利于形成多样化产业链体系，并沿链形成细分化生产商供应商集群，进而形成交叉融合的竞争合力。一方面，传统产业是地域特色优势力量的基本面，应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加快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换发展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推进器，应以共建电子信息制造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牵引，携手发展适宜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共育高成长性未来产业。这客观上要求成渝地区坚持区域“一盘棋”，加强对重点产业布局的区域统筹，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实现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全链条系统性整合，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循环“生态”，构建“大产业、细分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以标志性项目建设为牵引，构筑梯度有序的城市空间体系、内联外畅的网络功能体系与前沿科技攻关的物质技术基础。一方面，以成渝地区中部崛起为重要突破口，加快培育区域副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参与产业分工，加快构建高能级现代化城市群空间体系；以成渝中线高铁、渝西高铁等标志性干线项目提速建设为牵引，加快实现“空铁公水”交通基础设施“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立体接驳”，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多元支撑的格局，破解自然地理禀赋约束、下好区域生产网络水平提升“先手棋”。另一方面，精准匹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需求，构建高效便捷、畅达全球的多式联运立体网络体系，增强国际通达、洲际中转和国内连通能力，以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实现开放通道由“交通廊道”向“经济廊道”的转变。同时，携手整合前沿尖端领域创新资源，联合向国家争取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布局落地，增强区域基础科研能力，引领带动建设一批具有产业带动力的新型科创功能型平台，为创新要素汇聚提供源头支撑，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奠定基础。

　　以制度改革创新为突破，打造对内对外高水平开放新高地。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竞争合作，是内陆地区构筑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的突破口。从形成区域竞争合力角度看，以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功能平台为载体，进一步深入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是破解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抓手；全面深化协同改革的关键是打破要素跨域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障碍、数智化“破界”共享公共服务、共建共赢利益联结机制。从融入国际竞争合作角度看，瞄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扬长避短”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是关键。以西向、南向跨境物流通道联通为重点，着力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保税贸易、跨境结算等开放新优势；抱团出海、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尤其是RCEP市场潜力，与共建国家合作建设海外产业园、物流园、海外仓，选择适宜的中转国（地区）培育境外转口贸易，拓展产业链布局空间、发展跨境电商商业生态体系；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营造一流国际营商环境，探索陆上国际贸易、数字贸易等规则构建，为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制度型开放贡献成渝力量。

　　【作者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