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诗集《支撑》，深感作者朱传富从骨子里热爱诗歌，对诗歌敬畏，对艺术和美亦有自己执着的追求。作者提倡“写作时，努力把自己摆进去，写日常生活，写自己的经历”。这正是新的诗歌美学发展潮流的重要方面。我把这种注重个人生命体验，并以此写出人生哲学的写法称为“涉我”诗写。

　　其实当下写作现场很多诗人都自称为“先锋”诗人，我看来有两种分流：一是学院式先锋，二是世俗式先锋。有的偏向于对西方现代诗歌美学的借鉴和承袭，以体现其现代性，有的偏向于日常化生活碎片的写作实践，强调生命在场。我认为无论哪种写法，只要是在一段时间内引领了诗歌美学潮流，或者即将引领某种诗歌美学潮流的写作，就可以称为“先锋”。所谓“先锋”就是潮头处境和领先状态，是先行者（先行理念的践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虽然自认为不是几次诗歌新浪潮的参与者，只是他没有在那些时候进行创作和发声，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理念和手法是落后的。相反，他是先行理念的践行者。是“涉我”写作的推崇者，是用生命主体的真切体验写诗的人，是写真诗的人，是有生活底子的诗人，是有根的诗人，是有“支撑”的诗人。

　　首先诗人在诗中向我们呈现了血脉相连的精神原乡。亲情的河流之上流淌着诗歌，诗人控制着这深情的河流，用低声部的语调驾驭着高声部的内心呼啸，进而抵达深邃，获得穿透感和镂刻感。诗人来自重庆垫江，远离故乡，多年后重新审视和回望，会获得更多的关于生命成长和乡愁记忆的深刻感悟。如果说故乡孕育了生命形式的孩子，那么多年后，故乡就孕育了精神形式的诗人。从一个孩子到诗人，其中几十年的时间淬炼，会让诗人抒写时多了许多感喟和思考，自然就会增加诗歌的深刻性和凝重感。诗人和故乡的距离，更利于诗人打量和回护故乡，并在语言中重现和重塑故乡。

　　于是，诗人要从《欲归》的黄葛树写起，从生长这些标志性树木的“栗树场”写起，写到祖先和父母，写到自己落叶归根的心理。诚如《支撑》中所写：“这让我想起父亲张开的双臂/护着我第一次攀爬梯子/我的每一次晃动/把他像木偶一样牵扯和摆布/当我费力登上每步梯子/他总是表现喜出望外的神情。”是的，父亲是诗人的支撑，故乡是诗歌的支撑，这样诗人才得以行稳致远，诗歌得以丰沛绵延。

　　诗人离开故乡多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城乡二元之间，必然要经过心理上的二者融汇和身体上的两端连接，这个过程漫长而辛苦，幸福而温暖。为此，诗人从精神原乡出发，而又在灵魂里携带着一个原乡，抵达陌生的都市。诗人不仅在逐渐消隐的故乡寻找到诗的存在，还在栖身的都市找到诗的现场。诗人将光芒般的原乡移动到更阔大更具有现代性的场域。这是故乡和故城，老家和老街互相之间诗意的位移，情感的对接，思想的置换，从而为诗人拓展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诗人的写作是以“我”为主的，是个人化经验的普遍性表达，是私密性生活的敞开性呈现，是“我”的语言符号化，是“我”的永续性存储，“我”在移动，在变幻，那么诗歌的发生地和发生时间都在变化，时空必然要拉开，才得以体现诗人的丰富和诗歌的丰裕。诗人来到了城市，花了很多年，完全融合，其中产生了许多个人化体验，诗人把它们变成了诗句。在人生的下半场，诗人的生活中多了许多规则和理性。

　　于是，诗人继续在下半场行走，无论是《单向行走》还是《反向行走》都是为了精神的抵达。

　　虽然行走中免不了惆怅，但是也有美好值得回味。在都市生活中，诗人更多地思考了命运，将自己置身于更辽阔的叙写背景中。这种“我”其实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小我”，而是一种诗歌美学意义上的书写策略，从个人经验中提炼出读者的需要，把自我和他者融入一起，从诗歌接受美学的层面达到好的效果。并且，“我”与社会紧密相连，小人物和大时代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代在前行，个体在成长，“我”在诗写中得以修炼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