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市作协创作大会召开，近百位作家共话重庆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火热实践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和表现空间。近年来，我市作家满怀热忱描写新重庆，重庆文学持续进步、不断突破，在书写中国气派、重庆韵味的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成绩斐然。

　　要大步向前，也需沉淀和回望。本期《两江潮》，我们特地约请了我市文学领域的4位写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留下一路走来的感悟与思考。

　　——编者

　　真实的精彩

　　李燕燕

　　有人说，非虚构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展现——向读者展现一个未知的事物，甚至某个无名角落。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以真实为基本法则的非虚构，在记录着时代，并且是有血有肉的记录。

　　就像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几封书信为引子，记录了乱世青年的理想以及三晋大地的历史文化；就像任林举的《粮道》，记录了粮食的史诗与传奇、小百科与启示录；就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记录了一个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是一部乡村变迁史；就像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记录了今天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的学生群体；就像塞壬的《无尘车间》，记录了打工者罕为人知的真实生活和种种细节……就像我当下生活的重庆，有太多可以讲述和记录的新故事。

　　书桌旁，非虚构写作者关注着叙事的情绪与节奏，一点一点记录与还原，绘出真实的精彩。

　　我曾尝试着去采访和展现一些宏大的题材，但是一番努力之后，写出来的作品却总是不太理想——脑中盘旋百千遍想要还原的人物形象，心里曾无数次想要于字里行间表达的动人情怀，落墨纸上却那样的苍白无力。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我看了那么多报告文学大家书写的鸿篇大著，明明我已经记住了他们的创作方法，明明我的采访认真扎实。

　　那天，我接到一位文友的电话，她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一直关注支持我的作品，虽然在与她的对话中我刻意回避那个存着心结的作品，可她还是直白地告诉我：“我看了你上个月发表的纪实作品，感觉整体不够吸引人。”

　　我嘴上支支吾吾找着理由，心里却很是沮丧。出门散散心，却突然接到童年玩伴小角的电话，她邀请我回成都的时候一定去她那里看看，她刚搬到一处花园洋房，环境很好。

　　她趁便也说起了她的妈妈——一个一辈子也没法改掉旧习惯的固执老人，说什么蜘蛛毒气大，被它爬了皮肤就要长“蜘蛛胆”（带状疱疹），所以她在屋里常常大呼小叫地打蜘蛛，拖把拖鞋有啥上啥。“她不知道，现在人们普遍觉得蜘蛛好呢，吃蚊子，家里有蜘蛛带福气！”

　　听着小角的絮叨，突然，许多往事浮现在我心里，这就是热腾腾的、我最熟悉的中国百姓生活呀！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社会发展与民生百态息息相关，我发自内心想写一写民间的几种“常见病”，用人们对待“病”的心态变化，来见证我们时代的变迁，于是就有了《杂病记》这个还算得上成功的非虚构作品。

　　后来，我又写了《社区现场》《食味人间成百年》《师范生》《公租房的老年爱情》《穿越焦虑》，都是清一色“小题材”，都是我所熟悉的生活，我深刻了解的人和事，我的老家和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走近那些受访者，我没有任何局促，因为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呀！跟社区的大姐聊天，我们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搬根小板凳，可以坐一下午。而这些“小题材”作品，则每每都能够与更多的普通读者产生共鸣。

　　我渐渐发现，生活有太多的面。站位与视角，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多少个面。

　　如果要写的生活“在高处”，我势必需要踮起脚来仰视，于是我看到的只有最低的几个面，这是那些凭我有限的阅历经验不可驾驭的“大题材”。

　　我不熟悉的生活也可能“在低处”，于是我低头俯视，同样只能看见有限的几个面。就像我在采访一位钟点工之前，曾预设她是“十分让人怜悯的”。

　　瞧，在雇主的客厅里，她小心翼翼地用拧干的湿抹布钻进仿古茶案的孔隙里，极力去除隐藏的灰尘；瞧，她爬上飘窗，把腰弯成90度细细擦拭玻璃，多费劲呐！

　　可是，在访谈中，我才知道，做钟点工的收入，能撑起一个打工家庭的半边天，能让孩子安心读书，比起她之前失业时的茫然无措，其实是苦乐并存的，她喜欢并且珍惜这份工作。

　　而我真正熟悉的生活，则近在眼前，甚至包括我家附近那个人来人往、充满活力的菜市场。我平视着它，我看到了最多的面。

　　是的，今天的时代无比精彩，给了非虚构展现生活的辽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叙事的“大题材”很重要，散发着光亮的身边人身边事也很重要。如果说，中国故事是一棵大树，那么时代里每个人的故事，都是这棵大树上的树叶，正所谓“观一叶而知秋”。

　　所以，在非虚构的独特空间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大题材”和“小题材”之分，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棵大树的枝叶花果，无比茂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第五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

　　抒情不老

　　吴向阳

　　一

　　我喜欢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诗：“通过绿色枝条催开花朵的力，也催开我的绿色年华。”——我看到了对日常生活最诗意的表达。

　　诗人就是能看到生活粗糙的皮肤之下欢快的血液和坚硬的骨头的人，是能够穿过时间的河面看到水流与河床相互摩擦、包容、交谈、握别的人。

　　其实，我是难以从人群中辨别出诗人的：身边有以写诗为业的人，有以写诗为乐的人，有默默写诗然后随手扔进抽屉的人，有单纯以诗的眼光阅世而不落笔墨的人。诗歌让人善良，读诗、写诗皆然。

　　我不知道诗意在什么年代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大脑中。很确定的是，中国人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开始了有诗意的生活。

　　我理解的诗歌是关乎心灵的，它是人类表达心灵的手段。它跟音乐、美术一样需要天资，也跟音乐、美术一样需要技术的训练。并且，诗歌是非功利的，它无法市场化。诗歌如果有用，它的有用性体现在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默契和由此带来的善之上。

　　诗歌需要独自面对自己，诗歌最终说来是自言自语的另一种方式，它可能更有条理，更符合逻辑，符合阅读者对诗歌的期待和评论家对诗歌的定义，但它终究只是写作者在匆忙一生中的一次次驻足停留，终究只是他写在云上的心灵记录。

　　那么，诗歌需要被阅读吗？需要，就像人与人之间需要在迎面路过时露出一些浅笑，就像两个相同色系的心灵需要在偶遇时轻轻拥抱，并在各自的衣衫之上留下对方的色泽。

　　二

　　汉语诗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时，“抒情”是被作为“前卫”的对手对待的，那时提倡的是“反抒情”。40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反抒情”时，发现诗歌中已经没有多少“情”可以激起诗人们的兴趣了。

　　但我是不相信三千年汉诗的抒情传统会这么不堪一击的。“前卫”“先锋”“现代性”这些词，是身体外涂抹的彩绘，一洗就消退了；剩在身体里面的血，才是诗歌的核。每个时代的“前卫”在下一个时代都可能被当作陈词滥调，而一以贯之传承下去的核，才是诗歌的本质。我认为这个本质是抒情。我们可以洗掉身体外的彩绘，但不能换掉我们的血。

　　从北方的《诗经》到南方的《楚辞》，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到长短句，再到自由诗，诗歌没有停止过形式的出新。甚至连承载诗歌的汉语也一直在变化中，一个时代的现代汉语会是下一个时代的古代汉语，一个时代的口语会是下一个时代的雅言。传承不变的内核是抒情，这是我们读一首郑风和读一首新诗会同样产生感动的原因。

　　如果我们回望三千多年的诗歌生活，我们会忽略那些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破”和“立”，它们在三千多年的时间流动中日益变得微不足道。诗歌的内核一直在，一直让这样一种文体保持着它的一致性和独立性。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在给“抒情”增加新的内涵，正因为如此，抒情不老。我热爱那些被日常生活感动的诗人，我热爱那些能被他们的感动而感动的诗歌。

　　三

　　诗歌如何在一个时代留下痕迹？诗歌不像史书那样记录历史事件，不像小说那样再现社会生活，但是诗歌同样会在时代的身体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诗歌是时代的云彩在湖心的投影，让云彩更加立体；诗歌是时代的声浪与水波的共振，让声浪更加丰满。诗人不可能回避时代的风卷云舒，他需要面对时代，朝生活里走，他能选择的是一个好的角度进入生活，和一种好的语言方式从生活里出来。

　　回望中华几千年文明史，我们发现诗歌从来没有缺席。那些伟大的诗歌已经成为民族心理中最明亮、最柔软、最敏感的部分，那些伟大的诗行滋养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的灵魂丰沛，让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生生不息。

　　我们这一代诗人有责任接续几千年的诗歌传统，为未来留下我们时代的心灵史，为未来的心灵传下不输前人诗歌的养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新诗学会学术顾问）

　　心栖梦归处

　　袁锐

　　无数次午夜梦回，我总会紧张地竖起耳朵，认真地聆听外面的声音来判断自己身处何方。

　　这种状态有时持续十几秒，有时长达几分钟，直到确认自己身体所处之地，我才会在内心怅然长叹，然后梦中的画面犹如电影，一帧帧闪电般从脑海中晃过。

　　开始以为是自己年轻，刚离开父母身边，难免会有恋家的念头。

　　当这种状态在自己工作十几年后还时不时发生，才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情感太过细腻；另一方面，是自己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永远地为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小山坳腾出了一块地方。

　　童年的记忆反复在梦中出现，仿佛在提醒自己的根在何方。

　　事实上，我的童年过得非常糟糕，母亲怀上弟弟后，不到1岁的我就被扔到了外婆家，直到上小学时，我才被接回家中。

　　我每次放学后都会习惯性地往外婆家跑。事实上，外婆家跟学校之间的距离，是我们家跟学校之间距离的3倍，途中还要翻越一座大山。

　　外婆家跟我家在同一个自然村，不过她家在山坳深处，标准的土砖茅草房。每年寒冬腊月时，为了不让家中的土墙透风，外婆会用旧报纸将屋内的墙壁全部糊满，那些过时的、泛黄的、杂乱的报纸则成了我最好的启蒙读物，也成了我记忆中最常出现的画面。

　　或许是因为那些报纸展现了一个迥异于自己生活的世界，在之后的岁月中，我对文字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生产大队中凡是墙壁上贴有报纸的人户，都会有我的身影，偶尔碰上谁家有连环画或者人物传记小说，我更是如饮甘露，废寝忘食。

　　大量的阅读，不仅让我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忽略了山村生活的清贫，也加深了我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增强我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引导了我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和探索；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让我更好地了解历史文化背景故事和优秀传统文化，成功地让我在中考中脱颖而出，进入了省重点高中。

　　进入高中后，我远离了父母，有如脱缰野马，疯狂地阅读各种小说：金庸的小说、古龙的小说、黄易的小说、温瑞安的小说、梁羽生的小说，甚至包括琼瑶的小说。一扇新的大门在我面前敞开了，我也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当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将学校附近所有租书店的小说全部扫了一遍后，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直到舅舅突然来学校找我，说外婆想我了，让我请假回去一趟，我才从小说的世界中走出来，跟着舅舅回到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山村。

　　我不知道后来自己是如何离开外婆家，又是如何回到学校的，我只知道外婆干瘪的脸庞和最后的眼神有如一根刺，让我心如刀绞，变得沉默。

　　我不再往租书店跑，也不再跟同学交流各种小说情节，而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习上。我成了金庸老爷子笔下的郭靖，夜以继日地背诵和钻研着所有科目从高一到高三的教材，沉浸在题海战术中，挑灯夜战三百多个日夜，付出数倍于其他同学的辛勤汗水后，我终于学会了降龙十八掌、九阳真经……不对，应该是没有辜负外婆的期望，终于鲤鱼跳龙门——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进入大学后，我开始接触并且喜欢上了网络文学——从阅读到写作，我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如痴如醉地耕耘着这一方心灵净土。

　　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让我在毕业之后，哪怕捧上了金饭碗，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辞职，选择了为梦想而勇敢迈出脚步，这一坚持便是20个年头。如今，阅读和写作已经融入了我的骨子和血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些时候我也会想，文学创作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始终没能想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文学创作对我而言意义实在太丰富了，她不仅满足了我一日三餐口腹之欲，更是指导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成为了我人生前进的动力，同样也是让我在喧嚣世界中能够迅速安静下来的神药……

　　文学创作已经完全跟我融为了一体，她不仅是我生命的全部，也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重庆市网络作协主席）

　　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何鸿

　　凌晨5点醒来，窗外涪江沃野，远远传来几声清脆鸟鸣，很久没有这么早起，很好的感觉，心中有很多想说的话、想做的事情。

　　我大概是在30年前开始业余创作的。前不久，一位旧识在一次聚会将散时，提及我当年创作的一篇散文——《再燃一支烟》，并当场背诵起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文字，颇有些青春的愁绪，竟让人记了这么久，让我有些惭愧。

　　我身处的钢铁企业拥有130多年的历史、曾被誉为“华夏钢源”。在信息化的时代，钢厂一线技术操作岗位越来越难招到年轻人，工业的命运也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思考。而我们，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

　　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我内心激荡起一种特别强烈的创作冲动：每一块钢铁里，都藏着一段历史的记忆……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钢铁工业先驱舍生忘死，逆长江而上，将国内仅存的钢铁工业血脉择要西迁。

　　彼时广为流传的是抗战时期的文物西迁、高校西迁，为什么没有人来写写被称为“树立抗战之信心”的工业西迁呢？一个写作者不能抓住自己熟悉的历史与现实，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书写，那是不是太遗憾了？

　　于是，我开始投入长篇小说《大西迁》的创作准备。2015年，《大西迁》一经申报，就被评为重庆市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获得肯定和资助。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市作协会员，也从未写过长篇。那段时间，每一个夜晚我都辗转难眠，总觉得“写工业西迁”这件事情不做不行。

　　就这样，凭着这份傻傻的执着与勇气，我用自己手中的笔，用文学的方式，力图唤起人们对那个群体的致敬，对实体经济的关注。

　　这是国内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再现那段浴血西迁的壮阔历史——在险遭强敌侵占的危急时刻，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将何去何从？中国第一代冶金工程技术人员如何铁血肝胆，组织抢运保护机器、逆江迁渝。

　　或许，这样一个史诗般的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它支撑着我排除万难一路写下去。

　　长达7年的创作过程，的确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跋涉之路。我想了很多办法，经历无数打击，反复到国家图书馆、重庆档案馆、宜昌档案馆和民生公司等处查阅相关资料，一点一点地坚持寻找西迁亲历者及其后代，自费到南京、武汉、宜昌、贵阳等地采访……对那段历史了解越多，我就越深感责任重大。其间，有两次我差点写不下去，整体结构推倒了重新来过。

　　欣慰的是，那时候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我自己的创作心态也非常纯粹，没有任何功利要求，只是一心想对自己脚下这片不平凡的土地有一个交代。

　　每当有人问我，是不是为单位需要而写？我只能笑而不语。我只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这样一个作品而已。为了自己的心而书写，这就是意义所在。

　　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生命质量、人格品质的外显。身处这个沸腾的时代，真正的写作者更需要回到本真的人性价值的追溯、回到基本的常识判断与勇气担当中去。无论我们写什么，文学的核心和本质都一样，进入读者心灵的，往往是氤氲其间的精神气质。

　　时代在发展，现代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看他人的方式。过去，我们的创作习惯于“生活告诉你”，而今很大程度上是“信息告诉你”。然而，无论哪一个时代，一定要了解时代，写出来的作品才能不流于表面，才能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周期。

　　记得2020年4月的一天，花城出版社责任编辑李姗姗和我加上微信后，发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贵作品出版意义重大，向您致敬。短短十来个字，让我读了又读，眼底滚热。那一刻，仿佛吃过的苦都值得了。

　　我想，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繁杂浮沉，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的日常的一种态度、一种判断，一种古老恒久的、值得去坚持和表达的价值观。

　　借用鲁迅先生在《这就是生活》中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想表达，这就是自己当下文学创作的努力方向，也是我期冀自己能有更多勇气去奔赴的文学旅途。

　　（作者系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得主，重庆大渡口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