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我还在巴渝文化会馆工作的时候，曾举办过许伯建老先生的书法展。当时展陈了书法条幅、扇面、印谱、书稿、信札等100余件，大体呈现了许伯建作为重庆书法家的创作面貌。书展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件1968年《兰亭》临本。

　　许伯建特别喜爱《兰亭》，每天要临帖三遍，一年就有千次之多，1968年这幅作品在落款部分提到，这是许伯建用书法名家潘伯鹰所赠送的“尹默选颖”所作。“尹默选颖”是沈尹默根据自己用笔喜好在制笔厂特别订制的毛笔，这也让这幅作品有了更多的意义。当时的信息草蛇灰线，没想到11年后我在另一场展览中看到了更为丰富的场景。

　　9月28日，“看许先生及他的朋友圈——纪念许伯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翰墨展”在王琦美术博物馆开幕，除了展出许伯建先生的作品外，饮河诗社的潘伯鹰、黄稚荃、李天马、李春坪、胡惠溥，以及重庆本地与其交好的晏济元、黄原、江友樵、徐无闻、王闲影、黄笑芸等人的书画作品也一并亮相。

　　策展人唐健跟我说，这次和以往许伯建先生的展览不一样，没有停留在书法艺术的展示上，而是更多展现其文人的一面，以此也能观照出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风貌。

　　许伯建出生于1913年，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他幼承庭训，喜好诗书，15岁进川东师范学校读初中，毕业后进入四川省银行。许伯建从银行最底层的练习生干起，一边拨弄着算盘珠算账，一边拿着毛笔写锦绣文章，靠着出众的才华与手艺做到这个当时四川省最大银行的总行秘书科长。彼时，出于对文化的热爱，他还兼任《东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去报社写稿审稿。在“翰墨展”上，我们可以看到许伯建有一些字就是写在“四川省银行用笺”上的——笺纸平滑厚实，且吃墨，对笔意的表现明显。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全国大批文化名家从各地汇聚在这个地方，以笔、以歌、以舞、以剧等多种形式开创了全国文化中心的盛景。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先生在其主编的《重庆抗战史》中提到，“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化是重庆反帝反封建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在这样高歌猛进的背景下，1940年全国最大的文人结社——饮河诗社在渝成立，社长章士钊、江庸，主编潘伯鹰。社友有沈尹默、陈寅恪、吴宓等。同时，诗社也兼容并蓄，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等新派文学名家也在其间。

　　许伯建当时也给饮河诗社投稿，所作诗词引起了潘伯鹰等人的重视和赏识。后来潘伯鹰发现许伯建投稿的稿笺纸上印有“四川省银行用笺”，一看离自己不过200米，于是在1943年的秋天，潘伯鹰与许伯建两人在道门口四川省银行见面了。

　　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潘伯鹰赢得了自己人生中最为信任的人——1946年潘伯鹰东还上海后至1966年病逝的20年间，两人留下了五十多首唱和的诗、数百封信札，许伯建为其纂辑抄录了《玄隐庐诗》一千二百首，当然这是后话。

　　经潘伯鹰等人的举荐，许伯建加入了饮河诗社，是社中最年轻的一位，后成为骨干人员。他与社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包括了国学大师吴宓。这次展览也展出了吴宓在西南师范大学期间两人的书信往来。吴宓欣赏许伯建，曾赞誉他：“佩其每缄词意俱精而雅，书写尤工美……伯建乃隐于银行，劳碌于市廛，而诗词书法篆刻之艺术三绝之雅士也。”

　　许伯建是因为诗词进入的饮河诗社，但饮河诗社的社友也在书法艺术方面深刻地改变了他的发展走向。许伯建最让人称道的小楷就是受了沈尹默先生的影响。有一次许伯建看见沈尹默悬臂用蝇头小楷誊写所作诗词入稿本格内，法度严谨却神情轻松，一边惊叹一边揣摩，回家就依法将褚帖缩小照着临习。半年之后，他终于过了字难方正入格的阶段，体会到了悬臂作蝇头小楷会更从容自在、温润灵动。有了悬臂小楷的基本功，许伯建再写三尺擘窠大字，也就更趋稳健了。

　　在展览中，常在作品落款和信札往来中看到“蟫堪”两字，这是许伯建的自号——“蟫”是书虫，“堪”是陋室。然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起眼的小书虫却形成了大气候。

　　1982年3月，许伯建发起创办重庆中山书画研究社，团结联络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提携了一大批年轻后辈。

　　展览的最后，是一幅新拓的《辟建重庆人民广场碑记》，它与旁边许伯建先生的手书相互映照。这幅作品是许伯建先生的绝笔。

　　1997年9月下旬，许伯建强撑病体，按自己的书写习惯竖行书写完碑记，最后将字逐一剪下，再作横排。现在这碑仍立于重庆人民大礼堂一侧花台上，供市民和游客观摩。据说当时政府曾奖励许先生两千元，他转手又捐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