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拥有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其久远的历史文脉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
常璩的《华阳国志》辑录有巴地古歌谣,其中“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形象地展示了巴地的峡江地貌、物产及风俗,让后世感受到古巴民的自然、艰辛与和睦的生活图景。
大水携大山,巴渝北接三秦,东联湘楚,南接夜郎,既有湘楚文化的浪漫深情,又得秦地实诚厚重的文化渗透,伴之夜郎文化的神秘元素,巴渝文化在自成体系基础上,又有兼收并蓄的特点。
从历史文脉看,巴渝诗词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巴地古歌谣,见其野气与朴质;由高唐神女的想象,又具多情而浪漫之风。由此,双脉并行,一干双枝,一树繁花。
独特的地理风貌成就了重庆诗词独特的意象和风格。李白的“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陈子昂的“奔涛上漫漫,积水下沄沄”,范成大的“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王廷相的“苍山冥冥落日尽,古渡渺渺行人稀”,王士祯的“云开见江树,峡断望人烟”……所写皆为嘉陵江上的风光美景。
最被诗人反复吟咏的是长江,其中三峡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走廊和诗歌圣地。古往今来,描写三峡的诗人之多,诗作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为世所罕见,现辑有九册《夔州诗全集》。寄情三峡的篇章,也是吟咏重庆诗作中最具代表性之作。可以说,吟咏重庆的诗作,近半数成于诗城夔州,而写在夔州的作品,又多为赋咏三峡之作。
三峡的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寒猿暗鸟、巫山彩云,萧萧落木、滚滚江涛,这些都被诗人定格成风景画,演绎为情感流,成为无数诗人与读者萦绕心中的三峡梦。
为此,诗仙李白写下了“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峡猿”“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等诗句。它们描摹奇险江景,写行旅急切,难掩胸中不畏险途的澎湃激情。
诗圣杜甫也有“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体现了一个风烛残年忧国忧民的沧桑诗人形象,展示了诗人博大沉郁的民胞物与情怀。
三峡诗歌,从宋玉的《高唐赋》中走出,在郦道元的“三峡”歌谣中唱响,经由李杜诗篇的洗礼,白居易、刘禹锡竹枝的咏叹,再加上苏轼、苏辙辞赋中的铺排,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融入近代诗人的热血,汇流而成刘伯承、陈毅等革命家身上那种负载民族使命的豪迈远行,演绎成吴玉章“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的艰卓砥砺。
历史终于迎来千年巨变,“江流石不转”的风景依然,诗人之笔赋予的则是三峡更美好的意境。面对壮丽山川,毛泽东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更是给世界的诗情承诺,显示出中华民族崛起的豪迈与自信。
重庆城,两江襟怀,山势耸叠,筑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傍水依山,随山势起伏而层层叠叠,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水之城。
山水襟带相映成趣,经诗人之笔而成“城郭大都依壁岸,人家一半住烟岚”的独特风姿,是“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的山水胜景。重庆不仅是一座山水之城,也是一座商贾之城,有“万家灯火气如虹”的繁华,有“自古全川财富地,津亭红烛醉春风”“烟火参差家百万”的繁盛。巴渝得山水的滋养,人民的勤劬,商贸汇通的便利,造就了重庆这座千年山水之城、历史之城、财富之城。
古有诗言志,文以载道之说。历代诗人描写重庆山水之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山水诗。中国诗词中的山水更多是人格化的表现,山水诗中的自然,往往也是雅静的,体现了恬淡中和之美,表达士人隐逸之心,不乏老庄的虚静和禅宗的透彻。而诗人笔下的重庆山水,却有另一番景象和别样的心性。
要么是宋玉式的上天入地的诡谲想象,要么是李白般的豪放洒脱;或是陈恭尹那种“通牛峡路连云栈,如马瞿塘走浪花”的激流勇进。照面万山峰丛,扁舟穿行于激荡的礁石缝隙之间,自然虽是可怕的,但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诗人却另生一番心境。他们不是畏葸停步,而是探索前行,在困境超越中获得精神的快慰和力量,在自然伟力面前,诗人也有了阔大而恢弘的人生境界。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借词章演绎人生三境界,重庆的诗词曲赋,对三重境界均有一一展现。自然山水的险扼与重负,旅程的逆境滞塞,反而赋予诗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量。重庆山水滋养了重庆诗词,重庆诗词升华了重庆文人精神。
李白东行三峡、杜甫寄寓夔州、苏轼咏叹扁舟,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精神意象:即人生有如江流曲折,难免会遇到激流和险滩,会经受峡谷的重重阻遏,只有克服阻遏奋力而为才能冲出峡谷,才可迎来寥廓江天。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人生情怀!
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以及毛泽东、刘伯承、陈毅的诗作中,都抒发了面对艰险的勇猛和刚毅。
在重庆的诗词中,也有不少书写重要历史事件的篇章。比如钓鱼城军民的抗争,辛亥革命重庆顺应历史而动的爱国义举,抗战时期军民同仇敌忾决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以及新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参与建设的恢弘场景,在诗词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古代的巴蔓子、秦良玉,近代的邹容,现代的杨闇公等等,诗人们不惜笔墨,追思历史大事件,盛赞历史英雄之伟绩,他们的英名和事迹亦因诗词而传扬于后世。
可以说,重庆的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对于诗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沉的,传达出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坚韧意志。可以说,重庆诗词,是一种大诗词,是有力量和境界的诗词。
重庆诗词建构了重庆形象,彰显着重庆的文化精神。无论是生存在峡江地区一代又一代的巴渝先民,还是寓居于此、暂驻将行的思乡游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渴望,那就是走出去,摆脱自然对人生的拘囿。
巴渝先民是这样,途经此地的李白、杜甫、范成大、苏轼、陆游也有同感。
巴渝先民东出夔门的历险,多个体命运的蹇塞,成于外物与内心的应和。到了近现代,在邹容、杨沧白、刘伯承、陈毅和郭沫若那里,人生使命和境界已大为不同,出三峡已成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如果不沿江东行,待守盆地就很难实现人生理想,只有冲出三峡,通向大海,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
因此,重庆诗词曲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言说行走的艰难,慨叹行走的决心,思考行走的去处。
因为江流湍急,因为江峡之险,诗人体验到“处处奇相敌,山山妙不重”,而非西出阳关无故人,更少“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怆然凄凉。
江峡虽险峻,青山却多情,神女添玄思,它们也慰藉着旅人寂寞的思乡之苦。巴渝出夔门之诗,并不给人以蹇促逼仄之感,而是高天壮阔、人生天地宽的豁然开朗。
巴渝诗歌的家国情怀更是浓烈似酒,芳香醇厚。历史上,曾有战国时代巴蔓子为践诺留城不留头的慷慨义举,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在近代,列强环伺,民族国家处危亡之际,邹容挺身而出,以《革命军》檄文,吹响了革命号角;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重庆军民的勇毅坚强激励着全民抗战的决心,日军的无差别大轰炸,虽损毁了城市,却无法撼动重庆人民的巍峨意志和必胜决心。在最困难的日子,重庆城依然有话剧演出,有诗人的节日。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重庆总是肩负民族情怀,抱以担当精神,体现着坚韧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浩然坦荡的人格情怀,并呈现慷慨激昂而又沉郁恢弘的诗意之风,它是“无风波浪狂”的自然之感,也是“江水东流万里长”的审美境界。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