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一百年前,一大批先进青年在“觉醒年代”纷纷觉醒。在1922年的10月9日,以周钦岳为书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成立,发出了“我们信仰惟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达到惟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的时代强音。从此,一代代重庆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中国共青团
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1925年1月,团的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也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由重庆的共产党员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22年4月,受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团中央委托,唐伯焜回到家乡重庆和周钦岳共同筹建青年团组织。他们经常以通信的方式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并获得指导,最终于10月9日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团员人数仅10人,其中唐伯焜、周钦岳、董宝琪是共产党员。10月30日,团中央召开第21次执委会会议,在第六项议题中讨论了重庆地方团问题,议决“承认重庆地方团”,成为四川最早成立并得到团中央承认的地方团。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成立后,由于团员人数少,很快在工作中暴露出活动乏力,缺乏群众性和战斗性等问题。为此,1924年9月,党的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派为驻川特派员,全面整顿四川团组织。他在实际革命斗争中锻炼干部,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一批优秀青年脱颖而出,奠定了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组织的领导格局。
党旗所指 团旗所向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确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面对新的革命形势,整顿后的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积极开展工作,派出曾凡觉、黎冠英、喻凌翔、喻克由、周贡植、邹进贤等人到四川各地筹建国民党党部,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有力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通过增设团的工人支部、成立劳工互助社、开办工人夜校等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从中产生了刘远翔、曾俊杰两位优秀工人领袖;组织领导群众轰轰烈烈开展声援五卅惨案、反对“德阳丸案”“七二渝案”“美仁轮案”等反帝斗争;创办机关刊物《爝光》《肃清》,加强对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些工作大大增强了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的群众性、战斗力和影响力,使其迅速成为活跃于四川大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
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
为加强对重庆地区的革命领导,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要求要在重庆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对此,团的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便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的努力,1926年2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并受党中央委托,统一领导全川的党组织。先建团后建党,共青团重庆地方组织“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鲜明特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展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觉醒青年 复兴先锋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近代以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重庆的一群新青年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反动阶级的严酷统治,信奉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大的危险,而且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与艰难,有的动摇退缩,有的甚至背叛转向,能坚持到底的更是少数。但追随马克思主义的重庆新青年之所以有信心有力量,就在于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行,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愿意为此奋斗牺牲,涌现出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冉钧、周贡植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其中,杨闇公出身富裕家庭,但他不要遗产要真义,坚信“此身不死,必见光明”,愿意“牺牲个人为群众”,以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人生誓言。罗世文临刑前也写信向党表明心迹:“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他们所展现的对于理想的坚守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崇高风范,给人启迪,催人奋进,激励和滋养了无数后来人。今天,我们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弘扬先辈们的革命理想,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书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青春荣光。
(执笔人:黎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