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60后或70后的男同胞，或许都曾做过一个军人梦。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样的情结更为浓烈，乡下男孩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兵样的童年。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川南小山村，自然也不例外。

　　兵样的童年，首先体现在装扮上。那个时候，男孩子有一套军装，就觉得很“提劲”。如果谁的帽子上能有一颗红五星别在上面，就更神气。我就有这么一颗，得来却相当不易。当时，我们那里划了一片地，建成了知青农场，住着好几百个知青。农场就在生产队保管室大坝边，这颗五星就是我在大坝上发现的。它“镶嵌”在一块绿铁皮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我发现后如获至宝，把整块铁皮扛回家，用榔头砸，菜刀砍，矬子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颗五星“取”了下来，再用爸爸的钻子（木工工具）钻个小眼，穿针引线，缝在了自己的帽子上。遗憾的是，那天下午没有相机记录下我戴上这顶“军帽”的瞬间。那一刻，我真自豪，像电影里的战士一样。

　　我们的兵样童年，“战争”就是一场场游戏。山区的男孩子都打过一种“游击战”，实际上就是“躲猫猫”。放学路上，晚饭前的黄昏，星期天没事干时，村里耍得好的几个伙伴都喜欢上山打“游击”。打“游击”的日子里，树上，山洞，草丛，乱石坑，都被我们“躲”了个遍，多年以后回想，我们用这种方式亲近过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模仿战争，其实也是一种思维与智慧的训练，我们边游戏边思考怎样才能减少“伤亡”，怎样才能不暴露目标，甚至摸索出后来读书才知道的“声东击西”等攻防战法。游戏中，衣服弄脏、刮破，甚至摔跤，手、脸、脚“挂彩”，也是常事。但那时的农村家长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儿的，打“游击”的童年自由而快活。

　　是兵，就得有兵器。山乡的孩子都做过自己的“刀枪”。山上多的是木头和竹子，做起来十分容易。刀的样式来自战争电影，更多的来自下乡演出的川剧团。由于奶奶原来唱过戏，加上屋里有一套完整的木工工具，我的兵器制作水平在小伙伴中高出一筹。比如，我用大人锯好的木板，照着戏里的样子，做了好几把关公那种“青龙偃月刀”。刀头缠上几绺红绸，斑竹接上长柄，再往身上披一些芭蕉叶子，我学着戏剧里武生的动作，练起招式，口里念念有词地说一些戏文……大人看了也一个劲儿叫好，说像戏里的少年将军。我还照着电影里的样式，用几根木头做起“卡兵枪”，背在背上，那架势别提多威武了。会做兵器的孩子，自然得到其他孩子的拥护，于是我成了村里十几个“小兵”的头儿。

　　“当兵”的童年如此快乐，但我们毕竟不是真正的解放军。所以，谁家有军人，或者有退伍军人，都格外令人羡慕。这一点，我又占尽了优势。我伯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参加解放军，在西藏边防当了8年兵后转业回来，担任村支书多年。而院子里的张三爷，是抗美援朝的一名志愿军炮兵，负伤后回到家乡，一直住在我家隔壁，和我爸亲如兄弟。爸爸的亲弟弟——我的叔叔又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每年都会带着几位民兵去县上集训。

　　岁月如歌，军歌嘹亮。从小就有军人梦，我虽然最终没能当上兵，但勉强算军人家庭出身，听着很多军旅故事长大，自然养育了一种军人的血性。环境育人，兵样童年，不知不觉间的隐性教育，教会我一种坚强、忠诚、执着的品格，这尤其难能可贵，更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