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最深沉的记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的故乡在川北，在南部县，在五灵乡。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五灵乡曾是革命老区，曾书写过动人心弦的红色故事，书写过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历史。但对于五灵人来讲，那样的故事一直在流传，那样的历史从未被遗忘，并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历史，往往尘封在岁月深处，被风雨侵蚀，被时间消磨，会渐渐变得模糊，直至真假难辨。但在五灵人心里，那段红色历史从未被尘封，仿佛就在昨天。昨天就在1933年至1935年间，红九军81团政治部曾设在五灵乡石城寨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此，这片沉寂了千百年的土地有了一抹鲜亮的红色，有了一股蓬勃的力量。那抹红色犹如绵绵不绝的气息，从这片土地里冒出来，从空气中飘过来，从五灵人集体的记忆中钻出来，用我们五灵人的话说：那抹红色早已扎根在我们心头，流淌在我们血液里。

　　是的，在五灵乡，红军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提到红军，当地人随手一指，就能看到当年红军在石头上刻出的标语，还能把红军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般熟稔，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作为土生土长的五灵人，我很清楚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大门外有一个巷子，名叫“红军巷”，巷子的石墙上刻满了“坚决消灭敌人，扩大和巩固川陕苏区”“坚决保卫得到的土地和政权，苏区寸土不让”等标语，虽经数十年风雨剥蚀，仍能辨认。

　　记得自己在乡中学读书时，老爱往红军巷跑，还喜欢伸出手指沿着标语的刻痕划拉，并想象当年轰轰烈烈的革命场景，想象自己要是早出生几十年当上红军战士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五灵乡有一大批青年响应革命号召，踊跃加入红军，从这里走出的红军中，有姓名在册的烈士就达60人。可以说，历史在五灵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先烈的足迹，让这块土地上传承着红色基因。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从南方到北方，从庄稼地走进绿色军营，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最终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看到在“党的光辉”照耀下，自己的嬗变与升华。离开军营，转业进入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我放下的只是战士的身份，却没有放下战士的精神，更没有放下身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从熟悉的军营到陌生的企业，从陌生的工作岗位到行家里手，我始终记着自己是一名党员，始终记着心中闪烁着一抹“党的光辉”，坚信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没有什么难题是不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一直拼搏向前，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做一名优秀的企业职工，争做一名优秀的党员。当我一次次登台领奖的时候，当我一次次捧着奖状和获奖证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绩，不只是企业培养的结果，更是“党的光辉”照耀的结果。

　　后来企业改制，我离开了企业，却从来没有气馁过，因为我是一名党员，我心中有光，我有“党的光辉”照耀，那就是力量，也是推动自己不断向前奋进的动力源泉。今天，看到自己在媒体领域奔忙的身影，我常常会看到另外一个身影，正用一双闪着金光的双手推着我不断向前。我知道：那双手就是共产党，就是太阳；那样的金光就是阳光，就是“党的光辉”。

　　今天，当我再次跨入五灵乡场的门槛，凭着扎根心底的记忆，呼应那抹红色强大的磁场，自己没费多少周折便再次走进记忆中的红军巷，如同穿越时空而来。那些石墙还在，那些标语还在，那一个个深刻进石头的大字熠熠生辉，应该是新近刚用红漆描摹过，如鲜血般殷红，格外耀眼沁心。

　　几乎是一种本能，我伸出了右手食指，开始沿着那些刻痕划拉。起先，我感觉自己的手指有些颤抖，有些迟钝，有些轻飘，但很快手指不再颤抖了，不仅有了力道，而且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起来。看见一道道殷红的刻痕从自己的指尖冒出来，我有些恍惚，好像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红军宣传战士，或是拥戴红军的当地匠人，让热血流淌，让热血浸入石头。

　　2

　　从五灵乡场出发，向东前行不足半个小时，便来到歧山坝村，这里是毗邻仪陇县的交界地，距南部县城近60公里。歧山坝以西与相邻的南部长坪山都是红军走过和战斗过的地方，是川陕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8月，为解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食盐问题，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四周悬崖峭壁、易守难攻的五灵乡歧山坝石城寨就是红军曾战斗和驻扎过的红色地标。

　　跨过石城寨大门，虽然红军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当年为了扩大政治宣传，红军在山寨石壁上刻下的“坚决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政府”“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川陕苏区第五次围剿”等标语，依然清晰如初，依稀回荡着一股激昂豪壮之气。凝视这些刻进石头的标语，自己似乎隐隐看到了硝烟从刻痕中飘出来，并听到枪声从远处传来。

　　是的，枪声越来越清晰。

　　那是1933年9月，红军在五灵乡各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距离石城寨不远的大东山盘踞着被称作“扇子队”的土匪400多人，匪首唐鼎成经常组织匪徒杀害苏维埃干部，抢劫农民粮食、财物等。而且，这支扇子队还搞封建迷信，对外鼓吹他们是“打不尽、杀不尽，一刀砍个白印印”的“神兵神将”。

　　9月的一天，“扇子队”组织200多人，每人背着一个装满“神水”的竹筒浩浩荡荡杀奔石城寨而来。镇守石城寨的红九军81团副营长王定双得到情报后，通知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头扎白布帕，腰系红布带，手拿大砍刀的扇子队接近石城寨时，王定双一枪便将匪首击毙，扇子队立刻大乱。战斗结束，扇子队死伤30多名匪徒。

　　不久，红九军81团撤走，仅留下一个营驻守。到1935年，红军全部撤离石城寨。红军走了，但那些标语留了下来，翻身闹革命的精神留了下来。用我们五灵人的话说：红军来过，红军在我们这里驻扎过，就把革命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了。

　　3

　　其实，石城寨上除了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还有一块地叫“红军地”，因埋葬了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而得名。我想找到红军战士的墓地，献上一束野花向英雄致敬，但四处寻觅均无结果。怅然之际，猛然看见一位年过半百的山民模样的男子向我迎面走来，手里同样捧着一束野花。

　　男子说自己姓唐，就住在石城寨。他还指着我旁边的一块长满玉米苗的庄稼地说，这就是红军地，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埋在这里，但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墓碑。不过，每年清明节他都要给这位无名的烈士献上一束花，想告诉他当地人没有忘记他们。

　　唐大哥蹲下去先把野花放在玉米地旁边，随后又点了三支烟插进土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位烈士当年会不会抽烟，但我知道如果他抽烟，肯定抽的也是土烟，比不得现在的卷烟，还是过滤嘴的，我想让他尝尝现在好烟的味道；如果他不抽烟，就当给他插上三炷香吧。

　　于是我先是献上野花，接着也插了三支烟。起身后，我没有马上离开，唐大哥也没有离开，我们就站在红军地旁边聊开了。他告诉我，山上曾居住有10多户人家。由于出行不便，不少人家相继下山，但他家一直坚守在这里，不仅种了20亩地，还养了一大群鸡鸭。我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直接搬到山下居住。他的回答很简单，一方面自己舍不得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家，另一方面担心自己走了埋葬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会孤单。他说自己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发扬红军精神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劳动致富过上好日子，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告别唐大哥时，我对他说，如果自己明年清明节不能来石城寨，希望他能帮我在红军地献上一束野花。他点头答应，说，你尽管放心就是，我不仅会替你献上一束花，还会替你插上三支烟。走出寨门，沿着石梯向下而行，中途回头眺望，我隐隐看到一抹红色正从山顶升腾而起，像一抹光冲向天空，把我的胸膛照亮。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