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字艺术设计属于汉字艺术设计的范畴，它包括青铜铭文、虫蚂文、竹木简文、八体书、瓦当文、钱币文、板书、剪纸字、铜洗字、印文字、宋体字等多种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字体设计。

　　艺术的形态，总是由综合而分化，由单一而多样：待到一定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综合现象。

　　鸟篆文、瓦当文、板书、印文字、雕版宋体字等是适应不同的需要而设计的，是把汉字作为一种装饰，是属于汉字艺术设计的范畴。古代文字艺术设计是一种与书法不相同的艺术形态，最典型的应当为先秦的“鸟篆文”。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鸟篆文都有哪些用途。

　　打捞上来的国宝

　　老陈是重庆人，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靠捕鱼为生。作为祖传的技艺，捕鱼技艺传到了他这一代，自然要发扬光大。于是，在过去40多年里，老陈日复一日地在江面上撒网捕鱼，久而久之，他只需这么轻轻一拉，便可估摸出网内大约有多少斤鱼。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老陈像平常一样撒网捕鱼，当他驾着小船收网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如果没出意外的话，这次的收获定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但是这个“重量”却很诡异，按照他的估计，这个规格的渔网似乎还承受不住这个重量。最后，老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渔网拉了上来，不过这网里非但没有几条鱼，反而有一块硕大的“废铁”。

　　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鱼，明明是一根巨大的废铁柱。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之处，市内水系发达，很多地方都会修建桥梁，这时就会有渔民常常能从河流沿岸或者水底捞出一些废料卖几个钱，所以对这根铁柱老陈也不觉得稀奇，只是重量大了些。

　　老陈说，这根柱子大概有90公斤，高达70厘米，上面还有些刻字的痕迹。老陈没读过书，也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只把它当作是废品运回岸边，找了辆小货车载着它开去了废品回收站。

　　废品回收站的老板看着这东西不像是普通的废铁，但他也不是很懂文物收藏，只是觉得这块铁有些年头了，上面刻的字也是古体。后来，他直接给了老陈65块钱把它买了下来。老陈不懂这块铁为什么会这么值钱，但拿着这笔不算小数目的“天降之财”，美滋滋地回了家。

　　走在村子里，有邻居看到他高兴的模样，问他发生了什么好事，老陈就把这天的经历说了一遍。没多久，全村人都知道了老陈卖一根废铁卖了65块钱。这个消息很快也传到了当地文物局，专家闻讯赶到了废品站。

　　然而，当专家一见到废铁上铭刻的“鸟篆文”时，立马便知道这是个文物。专家们向老板解释他们要带回文物的重要性，最后花了200元钱从他手中收回了铁柱。　　

　　鸟篆文是何时出现的

　　在古代，“以飞鸟入书”是古人极力推崇的一种为人之道，鸟被赋予了“守信”的品质。

　　据史料记载，鸟篆文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衰败于战国末期。不过，这块“废铁”上的鸟篆文却是汉武帝时期所铭刻的。

　　鸟篆文作为东周时期流行于楚、吴、越、蔡、曾、宋、徐等国的一种艺术字体，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留存至今的264个不重复的鸟篆文，或是形体蜿蜒细长，通过改变原字线条粗细以及笔道方向来美化汉字；或是在常用字体上附加或融合以鸟形为主的装饰成分，它们呈现出与同时期北方艺术字体不同的特点。

　　鸟篆文的兴衰与东周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总趋势、周代尚文之风、青铜文化的发展等因素密不可分。现存资料表明铭鸟篆文器物首现于楚国，正是楚国的文化、历史、风俗等因素导致该种字体的产生，随后受楚文化影响的其他南方诸国也出现鸟篆文，越国铭鸟篆文器物数量最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鸟图腾崇拜的遗风，也体现了鸟篆文的地域文化特点。

　　专家从带回来的文物上找寻到了当时对于环境的记录，当时，汉武帝曾在西南地区大肆铸造重铁桥墩，作为搭建桥梁之用。从材料上看，这个铁桥墩只是普通的铁而已，而且生锈十分严重，不值几个钱，但若从文物的角度来看，这个铁桥墩却是2000年前之物，可谓无价之宝。

　　鸟篆文的应用

　　鸟篆文（虫鸟篆）是指在篆文个别笔画上加饰虫形、鸟形，多用于符信、旗帜、兵器等。如已发现的夏朝钩带上的虫鸟篆，河北满城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和“越王勾践之剑”的铭文，其鸟虫之形掺糅于文字之中，非常有趣。

　　根据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鸟篆文广泛应用于青铜器上，是青铜文明的象征。鸟篆文的应用范围大体有六类：书写符节、书写幡信、国王卫队用的仪仗、国王用的礼器上、生活用具上、宫殿用的建筑构件上。

　　这种文字被视为高贵、吉祥、诚信和财富的象征，所以皇帝并没有在制作兵器时使用，而是用在自己出行的仪仗队中，抑制刀光剑影下的恐怖，显示自己的威严、高贵，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如今，这个被捞上来的桥墩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它之所以有幸保存下来离不开废品站老板的慧眼识珠，不然可能早就当作废品回收处理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大量的文物都是在农民劳作的过程中被开采出来，但也因为很多人不具备相应的文物保护意识，导致了大量文物的损坏和流失，实在令人痛心。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应当是一件需长久坚持的事。（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