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流传脑洞大开的说法，恐怕都混淆了三星堆的时空背景，产生了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　　

　　时隔三十余载，聚光灯再度照在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2020 年 9 月，三星堆祭祀坑重启发掘，使它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过去关于三星堆的种种猜想，也在网络上不断发酵。

　　或以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是天外来客，或以为三星堆文化便是夏文化，或以为三星堆先民是古埃及或苏美尔的移民。

　　之所以有这么多脑洞大开的说法，主要原因恐怕是新闻传播混淆了三星堆遗址的时空背景，制造出一种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才让民间强行想象各种离奇的解释。

　　其实，只要澄清三星堆文物的年代，很多关公战秦琼式的想象皆会消散。

　　三星堆新发现的意义

　　最近三星堆大热，既与三星堆本身的神秘色彩有关，也与传媒深度介入有关。媒体的造势，容易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

　　新发现的鸟形金箔饰、完整的青铜方尊、丝绸遗痕等，则是前所未见的。丝绸遗痕的发现很重要，但它并非中国最早的丝绸实物。此前在河南荥阳和浙江钱山漾均发现有距今四五千年的丝绸，要早于三星堆的丝绸残迹1000多年。由于发掘尚未结束，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从目前的发现看，新发掘的 6 个祭祀坑所出土的大量新文物，必将丰富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8 个祭祀坑将最终为我们呈现埋藏物的整体面貌，并非过去两个祭祀坑的局部材料所能比拟。

　　不过，新发现总体来说并未溢出已有的认知范围，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三星堆遗址性质、时代、内涵的认识，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三星堆所处的时代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新发掘的 4 号祭祀坑距今 3200—3000年，这意味着，4 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该数据也与过去学界对 1 号、2 号祭祀坑的时代定位相一致。学者们在讨论三星堆的祭祀坑与青铜器时，从来都是将它们置于商代的时间框架之中的。

　　但有人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夏代，因此认为三星堆的文化发展程度要超过中原，甚至认为官方刻意隐瞒或推迟三星堆遗址的时代。主张三星堆先民来自西亚的人，也同样试图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提前。

　　他们都很可能是受到一种常见的表述——“三星堆遗址是距今4800年至 3100 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的误导，把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混为一谈了。

　　狭义的三星堆文化，指的是三星堆遗址三、四期的文化遗存，大概延续了400 年，基本可对应中原的商代。出土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便属于三星堆文化。

　　具体而言，目前所知的几个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相当于商代的晚期。我们不能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追溯到更早的宝墩文化或鱼凫村文化，以至于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比二里头、殷墟的还要早。

　　此外，祭祀坑的遗物还可以同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物相比照。如尊、罍等青铜器，可与殷墟以及长江中游的同类器形相比较，由此可判定这些铜器的大致年代。过去受限于测年技术，所测得的绝对年代偏早，关于 1 号、2 号祭祀坑的具体年代一度存在争议，但从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为这两个祭祀坑可以早于商代中期，这便主要是基于对器物形制的认识。

　　三星堆文化的来龙与去脉

　　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发展程度究竟多高？最终归宿又是怎样？

　　这需要放在整个东亚的时空背景下予以认识。

　　成都平原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化遗存，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4800年的桂圆桥文化。相对来说，成都平原的开发起步较迟；在同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许多区域业已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距今 5300 年，正是“长江尾”的良渚文化崛起之际，而“长江头”的桂圆桥文化则显得黯淡得多。

　　种种迹象表明，桂圆桥文化是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经岷江上游南下的结果。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线索看，操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包括彝族、纳西族等），其祖先正是沿“藏彝走廊”南下的。

　　青铜冶炼技术是从西亚、中亚逐步进入东亚地区的，先是黄河上游，继而是黄河中游，青铜冶炼技术在东亚地区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突出体现在块范法的运用。三星堆的青铜器更在其后，目前所知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不早于商代中期，且其青铜冶炼技术和铜料都是东亚本土的产物，而不是从域外直接输入。

　　有些人误解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不免本末倒置。三星堆的青铜器的确独具特色，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同时期一骑绝尘乃至碾压中原地区的文化。

　　可见，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的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二里头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外界文化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它既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古埃及、苏美尔人万里迢迢来拓殖的结果。

　　至于三星堆文化的去向，同样没有那么神秘。

　　埋藏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学者多认为是一场盛大燎祭的产物。或许是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转移和神庙的搬迁，神庙里的神像以及铜器、玉器等重器被有计划地焚烧、瘗埋，同时也沉埋了无数的谜团。

　　燎祭完成之后，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从广汉的三星堆转移至成都的金沙。三星堆衰落的时间，正是金沙崛起的时间，二者恰好前后相继。而且金沙遗址所出土的青铜立人、黄金面具、玉牙璋、玉琮等器物，简直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翻版，二者显然存在承继关系。

　　三星堆文化的多元性

　　无可否认，三星堆的器物与传统的商周器物反差很大。

　　从二里头到殷墟到西周，青铜器以容器为主，其性质为祭祀祖先的礼器，而绝少以青铜表现神祇的形象。三星堆则不同，夸张的青铜面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与中原传统异趣。

　　最受世人关注的莫过于来自域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地处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地带”的边缘，同时也位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藏彝走廊”，往北连接西北，向南沟通南亚和东南亚，出现域外的文化因素并不足为奇。尤其是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明显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如冯原文化出土有类似于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玉璧、玉戈、玉瑗、铜瑗、陶豆等器物，可见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存在密切的互动。

　　中国学术界从未讳言三星堆文化与域外的联系，相反，几代学者都在努力追寻三星堆中疑似域外因素的来源，相关论述连篇累牍。所谓官方有意隐瞒真相的阴谋论，并不能成立。

　　总之，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是多元的，既有土著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受到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乃至域外的影响；既继承了悠久的玉文化传统，也吸收了青铜、黄金的新技术。三星堆遗址的多元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