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过一份《放妻书》，文中以“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开篇，叙述双方相识的美好时光，接着，用“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 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表达双方性格不合的苦衷，最后，以“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结尾，展现对将来的祝福。这份《放妻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协议离婚书。离婚的演变，说到底就是个人思想的不断开放，婚姻观念的逐步进化。

　　“七出”

　　古代夫妻离婚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走两步”，方能进入离婚程序。《礼记·昏义》上说：结婚“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可见当时的婚姻制度以宗族延续和祖先祭祀为目的。当事人一旦离婚，意味着“绝两姓之好”，而非双方感情破裂。

　　古代社会崇尚男尊女卑，男方在法律上掌握离婚的主动权，形成“出妻制度”。早在周朝，离婚制度初具雏形。《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妻子只要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可以据此出妻，所以，这七条理由被称为“七出”。

　　“三不出”

　　实质上，丈夫不能随意使用七出特权。例如“无子”，《唐律疏议》解释：“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也就是说法律以女方生育权保护以及妻妾制度作为补充，有效降低离婚率。而“有恶疾”不是说所有疾病，《公羊传》称：“谓瘖、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伦之属。”其中包括不治之症和传染病等。无论是七出还是三不出，体现出古代法律提倡“劝和不劝离”的宗旨。

　　和七出相对应，《礼记》也有禁止离婚的“三不出”规定：一是“有所取无所归”，是指结婚时女方父母健在，离婚时父母已去世，大家庭早已解散，此时休妻无异于让女方无家可归。二是“与更三年丧”，说的是为父亲或母亲守孝三年内，丈夫不得休妻。三是“先贫贱后富贵”，是说丈夫经历先贫后富，双方不能离婚。

　　“义绝”

　　所谓“义绝”是指夫对妻族、妻对父族有殴杀罪、奸非罪，以及妻对夫谋害罪而言的离婚制度。显而易见，这一制度带有强制性。东汉典籍《白虎通义·嫁娶》明言：“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也。”表明有违法律道德的一方，法律规定夫妻必须离婚。

　　唐开元年间，《户令》对义绝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诸殴妻之祖父母、父母， 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自相杀， 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 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

　　法律对违反义绝给予必要的制裁。《唐律疏议·户婚 》在 “义绝离之”的条款中称：“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用现代的眼光看，依靠法律强制离婚，并对违反规定的当事人予以处罚，是难以想象的。可是，封建社会奉行三从四德，家庭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单位，发生亲属间的刑事或乱伦事件，影响了家庭的稳定以及家族的声誉，采取义绝亡羊补牢，维护平衡，是很有必要的。

　　“和离”

　　如果说七出是正常途径，三不出是有效补充，义绝是法律底线，那么“和离”是古代离婚制度中的弹性选项。《说文解字》中说：“和，相应也。”顾名思义，和离是双方在友好协商的气氛下处理离婚问题，和如今的协议离婚颇为近似，表现了古代“和”文化的精髓。

　　唐朝以前，社会上已经有和离了。唐朝初立，《唐律》明文规定：“若夫妇不相安偕而和离者，不坐。”和离，往往是丈夫为了避免家丑外扬，掩盖出妻真相采取的变通措施。法律对和离认可，标志着社会观念的发展和进步。由于和离有着必要的合理性，宋元明清沿用了这一条款。

　　“一与之齐”

　　符合条件是不是一定能离婚呢？答案是不一定。先秦时期，社会上流行着“夫妻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的思想，随意离婚相当普遍。一日，儒学宗师孟子见妻子在卧室裸睡，转身就走。随后，孟子果断离婚。

　　针对这一现象，《礼记》有云：“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从正面树立了忠于婚姻、夫妻和睦的观念。《管子》认为：“士三出妻，逐于境外。”意思是士大夫离过三次婚应该驱逐出境，从反面教训进行引导。

　　进入唐朝，人们从任性离婚到耻于离婚。写下名作《黄鹤楼》的文人崔颢先后换了三四个老婆，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宋朝时，曾有士大夫因离婚而丢官的事发生。明清之际，畏惧离婚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视离婚为大恶，非有大故，不得出妻。

　　建立在宗族伦理基础上的古代社会，往往以家族利益为核心，个人感受往往被忽视。男方行使离婚权时，不但要考虑个人得失，也要权衡社会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