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古人如何防汛抗洪·重庆科技报数字报

　　在人类生活的进程中，洪涝灾害是人类最常面临的大自然“凶敌”之一。2020年入汛以来，各地有一些区域遭受了强降雨的袭击，造成洪水灾害。近日洪峰陆续通过重庆主城区，并大幅超过保证水位。为应对洪水，重庆启动了有记录以来首次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各地救援紧张进行，我们通过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精准定位可以准确而快速地将洪水有效控制。那么我国古代洪水的治理又体现了古人的哪些智慧呢？

　　A 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见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个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因为河流泛溢影响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古代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做法。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

　　在宋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B 古代各时期的防洪法规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定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灾情，朝廷还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都是古代专职防洪官员。朝廷在强调及时上报汛情的同时，还要求专职水官和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并形成一套相应的灾情奏报制度。

　　C 古代的洪水预警机制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1975年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比如东汉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时期之一，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金元时期，北方水灾多发。金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修订的《泰和律令》颁行，其中的《河防令》规定，每年阴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为大江大河“涨水月”，沿河各州县官员必须轮流守防，参加并指挥汛期河务事宜，随时奏报水情、险情。明清时，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备。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河道管理理论做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项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元代官方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