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在三星堆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专家认为，此遗址应该是三星堆古城遗址周边一重要聚落，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此发现拉开了对三星堆周边区域研究的序幕。对于揭示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建立完整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以及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完整古蜀文明序列

　　联合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丰镇联合村1组，南距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

　　“联合遗址涵盖了桂圆桥、宝墩、三星堆、十二桥4个文化因素，是三星堆周边首次发现有着完整古蜀文明序列的遗址，其中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和三星堆类似的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辛中华介绍。

　　从2019年10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截至2020年6月底，已完成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揭露各个时期的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数以千计，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无论器类还是陶质、陶色和纹饰风格，都与桂圆桥遗址和宝墩文化有较大差异，而与岷江上游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有更大的相似度。”辛中华说。此次出土的部分器物与成都平原同一时期的器物并不相似，说明其受到的文化影响比较多元。

　　“龙凤”或“虎凤”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出土文物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枚印刻了龙凤纹（也有说法称是虎凤纹）的陶器盖，年代为晚商时期，距今约3200年。联合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辛中华介绍，这件陶盖发现时已经碎成数块，拼凑在一起后，他们发现是一件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有‘龙凤呈祥’的意思，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辛中华介绍，其中龙的形象十分成熟，“很飘逸，有爪也有角。”而细看之下，这条龙还喷着火；凤鸟纹有羽冠，“和三星堆发现的其他凤鸟类似。”辛中华表示，这种龙凤环绕的布局图案应该是首次发现。

　　龙凤纹盘一出，受到了考古学者的极大关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提出，龙凤图案上，那一条长龙般的身躯背面，出现了虎形图案上常见的双钩叉。龙头也不是很典型，而龙口中的长信又是古蜀图案中常见的虎口的固定图形，所以很可能这是一个虎，并不是一条龙。“对于古蜀人而言，龙凤呈祥与虎凤共舞，同样是寓意吉祥。只是虎对于当时的蜀人，也许是更普遍的信仰。”对此，考古现场负责人辛中华说，考古材料比较多，并且器物刚刚出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他认为，从图案的形态来看，推测为龙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一只3200年前憨态可掬的陶猪，因样貌与某卡通猪相似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辛中华说，此次联合遗址出土的各个时期的文物不少是可以修复的，复原后的典型器物组合能够作为各个时期的标型器，建立一个参考标尺，为研究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溯源成都平原历史文化

　　自三星堆1986年发现祭祀坑以来，人们通过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对三星堆作为古蜀国都城有了大概的了解。然而古蜀国都城周边地区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由于此前只有零星的发现，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对考古人员而言，这片聚落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揭开了三星堆周边区域的神秘面纱。

　　联合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遗存，主要以灰坑遗迹为主，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器形主要有折沿粗绳纹花边口罐、镂空圈足豆、高圈足盘、圈足器、泥质敛口罐等，夹砂陶罐口沿压印绳纹呈花边口状是比较典型的风格，器身多饰粗绳纹、平行线划纹、齿状附加堆纹、凸棱纹等，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出土和复原的大量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器盖（杯状、鸡冠状、八字形、宝塔状）、直口缸、厚唇敛口罐、簋形器、圈足罐、觚形器、瓶状杯、小底尊形壶、字母口壶、带耳壶、纺轮等器物，反映出这一时期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豆、器盖等最为盛行。

　　而时期更早的新石器遗存典型的器物组合为：宽折沿高领鼓腹罐、折沿深腹盆、折沿鼓腹罐、折沿折腹深腹盆、细泥敛口钵、侈口花边口罐等，均为平底器，不见圈足器。石器有磨制石斧、石锛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小石器（细石器）。

　　遗存包含了早于宝墩文化的元素，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也有一定数量，绳纹占绝大多数，其余为附加堆纹。专家指出，无论器类还是陶质、陶色和纹饰风格，都与成都平原的桂圆桥遗址和宝墩文化有较大差异，这为研究成都平原的历史文化渊源提供了新的材料。（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