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蓓

杨浪浪

赵登翠

贺斌

李波

王越

　　书房，是极具个性化的私人空间，折射着主人的性格与爱好，是一个人精神的栖息地和归宿地。在这里度过的时光，不仅可以让人回望过去、对抗遗忘，更能理解当下，收获自身的强壮。

　　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作为“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的创新延伸，本报策划的“我的书房我的书”主题报道，带你走进本土六位行业佼佼者的书房。不同的成长背景和职业环境，带来了多元的智慧碰撞。依次推开他们的书房，你会嗅到不一样的书香。愿越来越多沁人心脾的书香，奏响书香重庆的美妙乐章。

　　徐蓓

　　阅读就像清泉一样滋润生命

　　2021年，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九零后》走进观众视野，并以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获得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导演徐蓓谈到阅读时深有感触，“阅读就像清泉一样滋润生命。”

　　徐蓓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小时候，父亲发现女儿喜欢阅读儿童文学，时不时地给她买书。徐蓓说：“有一次父亲送我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选》，里面的故事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母亲则主张孩子应该多阅读与课本有关、对学习有益的书籍，她给女儿订了一些当时流行的杂志，如《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小说选刊》等。因此，徐蓓自幼就读“有用之书”，也读“无用之书”，眼界较之同龄人更开阔，知识结构也更丰富。

　　虽是如此，但她在工作后仍然时常有自惭形秽之感，“没办法，同事们的阅读量太大了。”徐蓓说，见贤思齐的压力，迫使她如饥似渴地阅读。

　　走进徐蓓的书房，这间大约40平方米的书房，有着两面墙的书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齐邦媛的《巨流河》、芭芭拉·W·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王鼎钧的《人生三书》系列……大多文学和历史类图书被放置于书架上方。余下的被整整齐齐，码放在书房对面的小茶几上。她尤其喜欢非虚构叙事的作品，看到那些好作品，徐蓓总会双眼放光、滔滔不绝：“王鼎钧是当代著名文学大师，比较鲜为人知。我每次看他的书，都恨不得逐页逐页摘抄下来。”徐蓓表示，王鼎钧是把自己的人生哲学融入到社会学，展现自己观察社会的角度和认知，思想深邃，文笔了得。

　　从《大后方》《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到如今正在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卢作孚》，徐蓓一直在历史题材纪录片里深耕，并且获得了可喜成绩。她认为，把握这类题材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积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我自小便对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读过的书中，历史书的占比最大。”徐蓓说，2012年冬她开始筹拍《大后方》，首次接触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也正是因为这部纪录片，让她找到了一个自己擅长且喜欢的领域。

　　然而，拍摄历史题材纪录片对于创作者的要求颇高，绝非简单地将历史影像化呈现。徐蓓说，在创作之初，她首先要查阅大量的史料，这就需要大量地阅读。“要是将纪录片比作一座大楼，阅读这个主题的相关书籍就像是这栋大楼的地基。”徐蓓表示，在文稿创作中，她常以学者的严谨态度要求自己，无论做任何选题都要有广泛的学术支撑，通过采访国内外不同专家，才能建构起对事物的一个全方位了解。“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担当起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摆渡人角色。”

　　在她看来，如今阅读早已脱离书籍的狭义载体，一次踏青、一次远行，都是我们和外界产生交互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拍摄纪录片。徐蓓说，制作纪录片既要有细腻的表达，更要有广阔的视角和深刻的思想，从而突破自我的拘囿，去激发出故事背后真诚的力量。

　　杨浪浪

　　多些宽容，尊重并支持个性化的阅读习惯

　　“初中同桌至今还笑我，说当年留给她的最深印象，是开学第一天，我把金庸小说藏在语文课本下面，偷偷地看。她说当时就在寻思，嗯，这个女生好大胆，不简单！”

　　和记者聊起年少往事时，如今已是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的杨浪浪，依然乐得像个孩子似的。

　　一些画，几盆花，整洁素雅的办公室里，有着一整面墙的高大书架。金宇澄的《繁花》、卢梭的《爱弥儿》、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钱穆的《孔子传》……目之所及，多是文学和教育类经典。书太多了，一部分已经“溢”了出来，被码放在窗边。

　　“从小我就爱读书，办公室就成了我的书房。我家的两间书房也满了，有一部分年代久远的书只能堆在妈妈家。大致算算，上千本应该是有的。”杨浪浪打趣道，“以前我读书速度很快，现在工作忙了，读书也慢了。听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我也是越来越体会到了。”

　　杨浪浪在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父亲教大学生，母亲教高中生，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人民小学任教，父母都很高兴，说这下我们家大中小学齐活儿了。”这样的家庭氛围自然少不了书香点缀。“父母都爱读书，也给我订了很多报刊，比如《少年文艺》《世界博览》。我们之间交流很平等，就像朋友。我记得小时候课本里有莫泊桑的《项链》，我说插图里的玛蒂尔德有点胖不好看，我妈提醒我，美丑并非绝对，丰腴也是一种美。听起来是不是文绉绉？但我就此记住了‘丰腴’这个词，也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了自己对审美的感知。”

　　小学四年级开始读全本《红楼梦》，中学迷上过琼瑶、梁羽生、金庸，至今还深爱着鲁迅、王小波、狄更斯、罗曼·罗兰……“读过的书就像我的灵魂伴侣，给我引导鼓励，让我欢欣喜悦。我读书口味一直比较杂，但基本都是经典。经典真的会成为一生的滋养，像《双城记》，结尾我至今难忘：‘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人性的美好令人动容，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小学是一个人社会化的真正开始，就阅读来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完全可以尝试经典阅读了。尤其‘双减’之后，开展亲子阅读的可能性更大了，如果父母与孩子一道阅读经典，我相信会是很好的示范。”

　　不过杨浪浪也强调，就读书而言，没有绝对完美的阅读习惯和推荐书单，“我们提倡经典阅读，但孩子的书单也应该尽量丰富而多元，毕竟，阅读是很个人化的，作为阅读的指导者、推广者，我们要更宽容，要尊重并支持个性化的阅读习惯，要尽可能给学生尝试的机会，从中去发现他的天分特长到底在哪里。就像我们学校精神的第一个关键词‘好奇’，我认为只要孩子抱着好奇去读书、探索，他们就获得了成长的内生动力。这种特质太重要了。最近我在读黄永玉的书。他特别好玩，一生都活得像个孩子。我真心希望孩子能在这样的天性中成长，他们中会不会出现黄永玉这样的大家？也不是没可能嘛。”

　　赵登翠

　　在“城市书房”中感受重庆的文化味

　　说到书房，一般会认为是一个私人化的空间，可拾己书局主理人赵登翠的书房却是一个开放空间。

　　日落时分，站在龙门浩老街上，不远处的长江索道、东水门大桥以及对岸的湖广会馆，与金黄色的光晕映在宽阔的江面上，就像一幅画卷。这是赵登翠开书店的第三个年头，她的书房正坐落于此。这里大约有60平方米，陈设随意温馨，几架原木色的书架和前厅的书桌占据了室内的大部分空间。

　　赵登翠从小生活在大足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父母重视对我的教育，但似乎并没有给我什么压力。”赵登翠说，儿时父亲会专门抽时间教她读书习字，时不时地拿着地图册，教她识图。“小时候，我特别爱看连环画，尤其是在《杨家将》里，我知道了英姿飒爽的穆桂英、威震一方的佘太君、忠君爱国的杨宗保等人物。那些故事里的人物和是非，在我小小的脑袋瓜中形成了对人基本的善恶评判标准。”

　　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大学时代起开始阅读大量英语原著，赵登翠至今还常翻阅鲁迅、卡夫卡、加缪等名家的经典著作。“这些书决定着我的眼界，所以书局现在的藏书大部分也与开阔视野的书籍为主。”

　　与其他连锁书店不同，这里藏书并不多，但胜在温馨雅致。室内茶座一旁的书架上，摆放着一面墙的英语原著。在这里，《很高兴遇见你》《梵·高》《傲慢与偏见》的英文原著小说随手可取。赵登翠说，这是她的私心，因为英文著作提供给了她更为广阔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我读的第一本原著是《飘》。”在她看来，图书就像一位人生导师，带给她鼓励，让她欢喜。她至今都记得第一次看《飘》的心动，“那是在战火重重下，一个女人艰难而又坚强的故事。循着她一路铿锵成长的脚步，我也收获了启迪和力量。”

　　如今，赵登翠还不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走进书店做客拾己读书会，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和文学创作经历。“最近我计划在书店开设英语读书会。”她表示，自己更希望书店能成为一个公共的“城市书房”，吸引人们前来感受城市的书香气、重庆的文化味。

　　贺斌

　　只要能阅读和写作，人生就不会孤独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它就是图书馆的模样。”而作家贺斌的书房，大概算得上一座迷你版图书馆。他的书实在太多，几乎出现在家中每一个角落。这让首次到访的记者犯起了疑惑：贺斌的家，难道整个就是一座书房么？

　　一个特制的书架在既定的书房区域“顶天立地”，占据了一整面墙。书架每一个格子里，书籍码放密密麻麻纵横交错，里三层外三层。书架脚下的地板上，也摞着厚厚的好几堆书。餐桌已忘记了它本来的功能，桌面层层叠叠摆满了书。客厅和次卧都分别另有满架的书。就连那间面积不大的主卧里，也立着一面墙的书柜，存放着贺斌最看重的一批书，好比藏在深闺的宝贝，不肯轻易示人。

　　“我没有想要系统地建构藏书，买书的初衷仅仅是为了阅读和写作。现在整个家里的书五千册应该是有了，一小部分是中国古典小说类、诗文类、国学类、哲学类、历史类，另外80%以上都是外国文学，其中欧美文学更多，还有些日本文学。”贺斌说。

　　他表示，自己的阅读选择主要来自两大体系，“一方面，是按照小说创作不同领域的脉络进行梳理，对一些遗漏的经典展开精读和重读，期待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另一方面，会注意参考写作界一些同行、大师的书单，比如来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根据那些重磅作家分享的阅读喜好，顺着这个脉络，就能追随自己喜欢的作家的爱好去阅读。就我自己来说，特别喜欢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他的气质接近契诃夫，是跟爱丽丝·门罗并称的西方短篇小说的双峰。我把特雷弗和他提到的作家的作品搜集起来，专门建了个书柜，命名为‘特雷弗和他的朋友们’，会反复阅读。”

　　多年来，阅读和写作已成为贺斌的生活重心。他把“尽全力写作，否则便是错”作为自己的微信签名，在高度的自律之下，他在国内的文学期刊发表了若干作品，引来关注。对此，他很谦虚，“我大概属于愚笨的写作者，过去专职做记者，业余写小说，一度疲于奔命，真正专注下来都是2020年疫情之后了，起步晚吗？其实也还好。真正的好作家都应该有一定的阅历和沉淀，我相信作品自己会说话。”

　　贺斌说，他的小说创作主要关注那些首先能触动自己的故事，“50多岁的年纪，我愈发体会到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的价值，就是要讲人的故事，同时我也想写一写自己出生成长的重庆，以及我们60后、70后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通过文字去关注我们的时代、回应这个时代，这都是一位诚恳的写作者的责任。”

　　“可能对于阅读来说，信息爆炸的时代，并不是最好的时代，但写作不一样，因为人类始终需要故事，因此我对讲故事的这个职业本身还是充满信念。我以为写作不用考虑回报，本身它回报也并不高。其实，写作本身对写作者的满足已经超过回报了，通过写作疗愈自己，也探求世界，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慰藉。请永远记住，只要还能阅读和写作，人生就不会孤独。”

　　李波

　　走出书房，阅读可以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

　　推开窗，绿意深浓，鸟语花香，微微暖风吹到脸上。这是李波履新企业管理者后的第一个春天，他的办公室兼书房，坐落在悦来重庆国博中心对面的小山之巅。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几架深色的书柜占据了整整一面墙。

　　书放得很满，《中华文明史》《哈佛中国史》《黄河与中华文明》……厚重的典籍彰显着主人的阅读志趣，也为书房平添了书香。“平时工作忙，但每天都会挤时间翻翻书，读书就像跟大师对话，总让我有新的启发。”面对到访的记者，李波如斯说道。

　　作为文旅专家，李波的思考和探索与城市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他主编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带领团队梳理的《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荣获重庆市“司马迁奖”；2003年开始，他带领团队开展抢救性修复系列抗战遗址遗迹行动；他还钟情于城市更新、老厂房改造，目前正集中精力打造悦来中心、悦来汇、悦来庄稼的“三悦”文旅核心项目。

　　“从在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算起，我到重庆已36年。当过大学老师，在政府多个部门工作过，现在又在企业服务。我认为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一定离不开好好读书、学以致用。坚持读书、思考、写作，还要走出书斋、深入社会，我一直是‘大阅读’理念的践行者。”李波说。

　　李波的老家在四川巴中。初中寄宿在舅舅家时，他通过大量阅读懂得了其中之乐。“舅舅是当地文化馆馆长，家里藏书多，我就杂七杂八地读，印象最深的是童恩正科幻小说。”严肃而系统的阅读则是在大学时代，“最热衷苏联小说、西方哲学、历史典籍，系统地掌握到学习研究方法。记得那时学校附近很多地摊卖书，新华书店也常常进校做展销，我们求知若渴，甚至还会省下饭票用来买书——那时，饭票就是高校周边的硬通货。”

　　“当时流行的琼瑶小说我也爱读。”李波笑到，“我欣赏琼瑶作品的感性、细腻。她文笔一流，笔下主人公大多青春年少，对于青春期的我们来说，读起来有种代入感，是比读哲学历史更特别的体验。工作后我才知道，琼瑶的一些作品还跟重庆有关，与沙坪坝有关，像《几度夕阳红》就涉及小龙坎、化龙桥、国泰电影院等地点。那些故事仿佛发生在我们身边，有趣。”

　　“当今时代信息爆炸，读书渠道、形式更加多元。我认为阅读场景完全可以走出书房，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这就是我提倡的‘大阅读’概念。”李波解释说，“全民阅读背景下，走进美术馆、科技馆，一样可以实现阅读的目的。比如我们正打造的悦来庄稼，是保存完好的化肥厂工业遗存，也是‘大阅读’的一个场景。自然、科技、人文在此交融，置身其间，你可以生动感受重庆科技史的一个侧面。过去，这里生产化肥助力庄稼，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今天，迎来重生的它产出‘精神食粮’，成了滋养我们精神世界的‘精神庄稼’。”

　　李波常常利用节假日去重庆的遗址遗迹走访，拍摄Vlog，发在“重庆小街”视频号上。“鲜活的影像，让传播更深更广。天地那么广阔，需要多一些‘精神食粮’的播种者。脚下的热土，还需我们辛勤耕耘，才有更大收获。”

　　王越

　　阅读对我们而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

　　“武汉，我的江城。我爱你，有所求。我要你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平安，欢喜。”2020年3月13日，是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一个月的日子。当天，重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医生王越写下了一封给武汉的“情书”——《我要你在今后的岁月里平安欢喜》，字里行间透着诗意与温暖。文章刊发后引发广泛社会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人们在品读这位重庆医生写给武汉的真情告白的同时，不禁感叹，一位医生为何有这么好的文笔！

　　王越说，这一切，源于她热爱阅读。

　　王越出身医学世家，是一位内科学博士。作为一名医生，王越的书房大多被医学方面的专业书占据。而从4岁就开始学手风琴的她，从小就喜欢文学、音乐，认为应该“诗意地度过一生”。于是，在她的书房里，便又有了像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这样的文学名著。“我平时读书很快，但读《贝多芬传》却快不起来。”王越分享阅读体验时说，《贝多芬传》没有回避贝多芬自己的内心，以诗一般的语言，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贝多芬。

　　王越坦言，她的阅读主要是受父亲——重庆医科大学教授王驰的影响。王驰虽然是医学教授，但酷爱文学，他在学校开设了一门极受欢迎的人文选修课，包含中西方音乐、绘画、电影等内容。受父亲的影响，王越也跟着看起《美的历程》《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书籍。在她看来，诗与远方，都可在一室书香中寻见。

　　2022年，在其写下“情书”的两年后，王越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向大家推荐了自己的“枕边书”《贝多芬传》：“贝多芬一生坎坷，但他的音乐里饱含对人间的大爱。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大家都应该去看看这本书。”

　　防疫期间，不少人的阅读量有所增加。从严峻的考验到胜利的曙光，从英雄的传奇到个体的故事，读者从这些作品中可以读出坚韧、萌生了思考、寻觅到希望。“在我看来，阅读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件困难、枯燥的事情，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