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创刊70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份报纸,延续了70年,应该算是一份有历史、有传统的报纸了。而我,经历了其中的将近40年,这应该算是一份不短更不浅的缘分。
我和《重庆日报》的接触,始于1983年。那年秋天,我从川东北的偏远山乡来到重庆上大学,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学生。
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读报栏,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图书馆外面的阅报栏,一处是电影院旁边的橱窗。当时的报纸基本上只有4个版,阅报栏是双面玻璃,报纸夹在玻璃之间,只需要一张报纸就可以两边阅读;橱窗属于张贴栏,两张报纸就是呈现的全部内容。在图书馆坐久了,免不了要到室外走走,这正是我的读报时间。只要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我每周都会在傍晚的时候专门去读报纸,把读报栏或者橱窗里的报纸全部浏览一遍。
我记得,当时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等,都是北京的,离我最近的是《重庆日报》。
对于报纸的大多数内容,我都只是浏览,而对于副刊,我往往读得比较细。《重庆日报》的两江潮副刊是我每周都要阅读的内容。这恐怕和我身处重庆又喜欢文学有关。
副刊上的诗歌、散文、小小说、文艺评论,大多是重庆作家的作品,我因此熟悉了很多重庆作家的名字,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后来成为了朋友。我也读到了我当时熟悉的一些老师的文章,比如方敬、吕进、王泉根、何文安等等,由此对他们生出了一份特别的敬意。
副刊有时也刊发一些简短的出版信息、新书介绍,让我知道了重庆作家的创作、出版情况。一个作家出版一本新书,在我心目中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信息让我对重庆作家的创作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重庆日报》曾经刷新了我对报纸副刊的偏颇看法。一般来说,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都比较短小,只是偶尔有篇幅较长的报告文学,评论文章都只有两三千字。但是,在一期《重庆日报》上,我读到了吕进先生的评论文章《新诗的沉寂时代》,整整一版,近万字,就当时新诗存在的问题进行周全而深入的探讨,读后收获很大。
成为《重庆日报》的作者,好像是在1994年5月,《重庆日报》刊发了我的一篇访谈《他永远瞩望着明天——记莫斯科归来的吕进教授》。近30年了,我在《重庆日报》刊发的各类文稿大致有30篇左右,主要涉及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
就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重庆日报》是省级党报,重庆的“第一报”,因此,对于一个主要从事研究工作、以写“长文章”为主的重庆作者来说,在上面刊发作品是令人高兴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重庆日报》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丰富,有时会以“专家”的身份接受记者的采访,主要涉及和文学、读书相关的一些话题。我其实是不太喜欢接受采访的,通过电话谈到的事情,出现在新闻稿上的时候,有时和自己的本意出入很大。但是,《重庆日报》的采访,我几乎没有拒绝过,一方面是因为和这份报纸的缘分,另一方面是《重庆日报》的记者比较认真,采写之后的稿件,有时还要提前发给我看看,我可以对其中的一些不够准确、妥当的地方提出建议。
我一直觉得,一个地方的报纸副刊对于建构当地的文学、文化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重庆日报》及重庆都市报副刊,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重庆文学的文脉,厚植了重庆文学的根基,积淀了重庆文学的底蕴,培养了重庆文学的队伍,保存了重庆文学发展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留存在报纸上的信息,或许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记得在几年前,我在研究一个课题时,需要对1983年国庆期间举行的“重庆诗歌讨论会”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和核实。但是,当时的会议组织者和很多参与者已经去世,无从采访。
我在想,中国作协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并发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后来新诗史的梳理,重庆当地的报纸应该会有相关记载。于是,我通过图书馆查阅了当时的《重庆日报》,真的找到了相关材料,而且是3篇报道和会议综述,内容非常完善,对于还原当时的一些历史场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我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回想起来,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我既是《重庆日报》的在场读者、作者,也是《重庆日报》历史资料的使用者,而我的在场经历也会逐渐成为历史,甚至可能会荣幸地融入到《重庆日报》、重庆文学的发展中。于我而言,这些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纸质出版物面临严峻的挑战。《重庆日报》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需要,“重庆日报全媒体”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实现了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展。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纸媒阅读的读者,我还是希望手捧书籍或者报纸,在淡淡的墨香中感受时代的变迁,体会文化的温度,回望人生的来路。
如今的人生七十已经不算稀罕,而是正当年,沉稳而成熟,丰富而内敛。我相信,《重庆日报》一定会以纸媒+的独特方式,带给我们更加丰富的时代信息,带给我们更加美好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