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的整乡搬迁，使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得以修复。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鞠芝勤 摄/视觉重庆

2009年10月28日《重庆日报》报道庙堂乡的版面。

庙堂所在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鞠芝勤 摄/视觉重庆

2009年，庙堂村民纷纷搬离大山。（资料图片）通讯员 卢先庆 摄/视觉重庆

陈贵田、杜德珍夫妇现居住在两坪乡仙桥村。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力 摄/视觉重庆

　　清明节前夕，重庆日报记者前往巫山县平河乡朗子村八社，即曾被称作“重庆第一穷乡”——原庙堂乡所在地。

　　从平河乡政府出发，开车不到半小时，就驶入了通往庙堂的“天路”——一条蜿蜒的碎石路沿绝壁盘旋而下，直至谷底。从车窗望下去是万丈深渊，经常下乡的驾驶员也惊出一身冷汗，小心翼翼地把住方向盘。

　　颠簸一个多小时，终于下到山底。在这里，记者碰到了五里坡林场庙堂管理站的护林员袁堂平，他正在参加由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五里坡林场联合开展的“联防清网”行动，他和行动队其他10余名队员一起重点巡查盗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去年7月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以来，当地的保护行动更加频繁，袁堂平也因此更加忙碌。“几乎每个月都要像这样巡查一次，但最近几年盗猎行为几乎没有发生过。”穿行在深山密林中，袁堂平一边警觉地四处查看一边说，“现在随时可能遇到野生动物，必须时刻提高警惕躲着走！”

　　临近中午，阳光愈发强烈，一行人寻了一处树阴歇脚，袁堂平从随身背包中拿出馒头慢慢啃起来，一边啃一边同其他队员闲聊：“以前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庙堂乡管辖，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如果没有十几年前的整乡搬迁，也不会有这些茂密的林子。”

　　没有庙堂的整乡搬迁，就没有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诞生

　　袁堂平是少数没有搬出大山的庙堂人之一。2011年，37岁的袁堂平成了五里坡林场庙堂管理站的一名护林员，他亲眼见证了这些年当地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变。

　　“不瞒你说，我以前经常砍树，但那确实是没得法。”袁堂平说，在庙堂，盖房、做饭、取暖，样样都要砍树。稍微明理一点的人，会听从林业站的宣传，只砍树枝，不毁树干，“砍完后，大家拖着树枝回家，一路又把地面上的植被全都划伤，露出下面的岩石。一下雨，水就顺着拖痕往山下流，河沟涨水，那水全都是浑的。”

　　《穷乡庙堂纪事》一文这样记载了庙堂当时的生态环境：“吃的住的用的一无所有，一切都靠向大自然索取。砍树割草搭窝棚，砍树生火取暖，砍树烧荒种地……树越砍越少，地越种越薄。大山里人烟稀少，这山不行了又砍另一座山。一代一代刀耕火种留下的是裸露的岩石、贫瘠的土地，越来越养不活人，人却越来越多。”

　　袁堂平说，高山瘠薄的土地上，庙堂人世代只能种植玉米、土豆、红薯“三大坨”过活。这些庄稼收成本来就低，还经常有狗熊、野猪来糟蹋，一头狗熊一晚上能糟蹋一亩多玉米，村民不得不与野兽斗智斗勇。

　　由于人和自然不可回避的矛盾，庙堂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2009年，在庙堂整乡搬迁之前，当地的森林覆盖率已不足70%，这个数字对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来说，无疑敲响了警钟。

　　“如果庙堂不实施整乡搬迁，无论是经济账、民生账还是生态账，都算不过来。我们当时测算过，要彻底解决庙堂面临的基础设施难题，光是硬化路面就需要投资1.5亿元以上，而整乡搬迁仅需2000万余元，至少能节省上亿元资金。”巫山县原扶贫办负责人朱钦万回忆。

　　不仅如此，搬迁后村民可以找到更多的致富路子，庙堂生态环境也能得到修复。由此，2008年巫山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庙堂实施整乡搬迁，庙堂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整乡搬迁的地方。

　　到2009年末，561户2181名庙堂人纷纷搬离大山，他们占到全乡总人口的95%。与此同时，生态修复工作随之开始，尚未离乡的村民在政府号召下开始退耕还林，种下核桃、红豆杉、柳沙等树苗。

　　过去十几年间，袁堂平再也不曾砍树，巡山防盗猎、入户宣传防火知识，成了他的日常工作。这也让他见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变：植被变茂密了，森林覆盖率达到98%；河水变清澈了，下雨也清亮洁净，还出现了多年不见的娃娃鱼；野生动物更多了，除了狗熊、野猪这些“常客”外，还有猕猴、云豹等珍稀动物……

　　由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去年7月，庙堂所在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306公顷面积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湖北神农架”范围，成为重庆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一调整，为神农架遗产地新增了7个植物群落、4种濒危物种，使得神农架遗产地原有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要的延伸和补充。

　　“很多人不知道，这次纳入神农架遗产地的区域中，70%以上都属于原庙堂乡的范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庙堂的整乡搬迁，就不会有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诞生。”巫山县林业局副局长肖圣银说。

　　庙堂人走出大山后，也走出了贫困的阴影

　　搬迁，让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了修复。那么，搬出去的庙堂人如今过得怎么样呢？

　　巫山县大昌镇场镇附近的金顺达汽车维修美容服务中心是一个只有4位师傅的小修车行，30岁的李斌既当老板，又要指导技术、接待客人，常常是从早忙到晚，连坐下来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虽说也很累，但跟庙堂生活的艰难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李斌中断手里的活计，摘下手套同记者聊起来。

　　李斌一家原来住在原庙堂乡庙堂村，从他家到全乡唯一的小学庙堂村小有七八公里山路，上学要走4小时左右，他每天凌晨4点钟就得出发，下午两点放学后又得走4小时回家。赶回家后还得干活，要晚上才能做作业，家里那时也没有通电，他的作业都在煤油灯下完成。

　　庙堂没有中学，当地学生到邻近的官阳、骡坪上中学得走上一天。因此和李斌一样来自庙堂的学生，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周末可以回家，经常要在学校住上一学期，到了寒暑假才能回家。

　　李斌一家搬离庙堂后，到了大昌镇白洋村落户。高中毕业后，李斌辗转万州、重庆主城学习汽车修理技术，2016年在场镇开起了修车行。修车行生意不错，现在每年能收入一二十万元。“准备在镇上买套小区房，今后老人看病、娃儿读书都方便，房子都看好了，三室一厅，四十来万元吧。”说起未来生活的打算，李斌显得很笃定。

　　庙堂的医疗条件也极其落后。《穷乡庙堂纪事》记载：“在庙堂，至今多数人得病后还是小病就拖，大病等死。”

　　现居住在两坪乡仙桥村，原庙堂乡庙堂村二社的陈贵田回忆：他是木匠，妻子杜德珍在乡食堂煮饭，两口子都能打工赚钱，在当地还算得上是小康之家。18年前，杜德珍生小孩难产，乡卫生院条件简陋无法救治，不得已陈贵田花了1000多元租了一辆面包车，开了3个多小时山路才把杜德珍送出山，到条件较好的医院抢救。“还好母子都平安，但这一折腾几乎花光了全家所有的积蓄。”陈贵田说。

　　陈贵田、杜德珍夫妇搬到两坪乡仙桥村后，就在村委会旁的安置点居住。陈贵田说：“这里看病方便，村卫生室就在旁边，看个小病没问题，到县医院坐车也只要半个小时。”由于离县城近，打工的活路好找，他现在在一处建筑工地打工，杜德珍也在那里煮饭，两口子一年赚十来万元没问题。搬出来后，女儿上学也方便，在当地就近读了村小，又到县城读了中学，考上了重庆交通大学。

　　“上学难，看病难，出门难是生活上最让庙堂人头疼的‘三难’。”现在搬到平河乡燕子村的李守林是原庙堂乡邮递员，负责派送庙堂5个村的报刊。当时，送一趟报刊要走30公里山路，足足要走上5个小时，因此报刊没法每天都送，只能4天送一次，一次送80份，当地人戏称自己看的都是“坨坨报”。

　　“我们年龄大了，也就认命了，但不要把后人耽搁了，这样的条件培养不了后代。”尽管在2008年庙堂确定整乡搬迁时李守林已满了60岁，但他还是极力动员村民搬离大山。

　　和李斌、陈贵田、杜德珍、李守林一样，大多数搬出来的庙堂人都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我们庙堂人不笨不懒，以前穷确实是因为条件太差了。”李守林说，一旦有了好的条件，庙堂人就会拼命地干，现在搬出来的人都脱了贫，好多人比当地人还过得好！

　　乡村振兴路上，庙堂人仍在继续讲述“庙堂故事”

　　庙堂人冲破了大山的阻碍，也挣脱了环境的束缚，他们的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部分人甚至成了乡村振兴的领头人。

　　在平河乡，记者见到巫山县维文中药材公司的老板李维文时，他和合伙人陶举孝正忙得不可开交，朗子、天坪、陶湾三个村的900亩荒地已开垦完毕，他们要指导村民赶在清明节前种下大黄（一种中药材）苗，这样才能保证5月的移栽。

　　李维文是原庙堂乡天桥村村民，从小家里就种党参。他说：“种党参技术上我们不成问题，这是‘懒庄稼’，施施肥、除除草就行。但以前家里只敢种一两亩，因为党参收获后，要靠全家人肩挑背磨，花一天时间运到平河乡，再转用拖拉机运出山外。”

　　《穷乡庙堂纪事》记载：“实际上，庙堂也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宽阔的山地，草资源丰富适宜发展山羊；植物种类繁多，可发展养蜂业；高寒山区的气候适宜野生黄连、天麻、杜仲等药材生长。但在封闭的大山里，缺市场、缺资金、缺技术，这些都难以变成商品、难以形成规模。”

　　搬迁后，李维文一家搬到了平河乡朗子村二社。但在2013年，27岁的李维文又回到了庙堂。李维文利用村民搬离后的闲置土地，种了1000亩党参。“里面已经能通车了，尽管运输成本高点，但算下来一年纯收入还是有20多万元，比出去打工还强不少！”李维文说。

　　去年，平河乡党委书记黄厚才找上门说：“你反正都要发展，为啥不在平河带动山外的乡亲们也种中药材呢？”李维文被说动了，但庙堂海拔高，种党参没问题，平河海拔低就不行，熟悉中药材的他很快为乡亲们找到另外一种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药材——大黄。他与朗子、天坪、陶湾3个村达成合作协议，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3个村各自种植大黄300亩。

　　“大黄是一年一收，每亩纯收益不低于6000元。而且，大黄种下后，还能带动大量村民就近务工，每年付给村民的劳务费就要支出150万元左右。”李维文说。

　　在李维文带领乡亲们栽下大黄时，几十公里以外的两坪乡仙桥村，刘广明正在为村民做理疗。

　　过去，刘广明是庙堂乡庙堂村的村医。在那里，刘广明觉得自己出不了多大的力：一来他技术水平有限，只能看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二来山里交通不便，有的地方连摩托车都去不了，出一次诊要走三四个小时。而村民收入微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他看病。因此，一年到头，他平均一天最多看诊1次。

　　2009年，刘广明和其他14户村民，一起搬到两坪乡仙桥村村委会附近的集中安置点，刘广明接着干他的老本行。在这里，刘广明每年都参加县卫生系统组织的培训，慢慢学习了理疗技术，并陆续花2万余元购置了治疗仪器，找他看病的乡亲越来越多。

　　如今，刘广明平均每天要接诊3次，平时还要做慢性病季度随访、组织体检、防疫宣传等公共卫生服务。这种忙碌，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村民们需要我，我忙得就有价值。”说这话时，刘广明语气坚定而自信。由于他工作出色，仙桥村卫生室曾被评为全县优秀村卫生室。

　　搬出大山13年后，庙堂和庙堂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庙堂重现青山绿水，庙堂人生活越过越好。但庙堂人吃得苦、有韧劲的优秀品格没有变，这种品格，让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告别故土，踏上了搬迁之路。这种品格，让他们以敢闯敢干的决心，攻坚克难，走出贫困的阴影。这种品格，又让他们以锐意进取的激情，大胆开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