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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愿庵。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
我最亲爱的琬: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消[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消[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我今日[被]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我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死时遗言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节选自刘愿庵《临行前给妻子周敦琬的信》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1930年5月6日,重庆城内的一所监狱内,一名青年男子用笔在纸上写下这段文字后,把笔放到一边,陷入了沉思。
两日之后,这名男子被带到重庆巴县衙门前的院坝内。一阵枪声,这名男子应声倒地……之后不久,他在6日写下的这封书信被转给了一名女子。女子读到信上的内容,顿时泪流满面。
“英勇就义的男子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信的收件人是他的妻子周敦琬。”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介绍,这封信是刘愿庵写给妻子周敦琬的诀别书。
那么,刘愿庵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封书信之中,又表达出他怎样的想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曾参与泸顺起义
“刘愿庵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恽代英的影响。”黎余介绍,刘愿庵生于1895年,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秦都区)人。
1923年,刘愿庵前往成都任西南公学国文教员,认识了恽代英。“这是刘愿庵人生的转折点,正是在恽代英的指引下,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黎余说,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之后,刘愿庵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在那段时间,刘愿庵积极在川军内开展革命工作。”黎余说,1926年冬,他前往川军陈书农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积极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1928年3月,傅烈、周贡植等人被捕后,刘愿庵暂代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并于1928年4月离川赴沪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然后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年10月返回重庆后,刘愿庵先是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革命工作,并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几次武装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29年4月的万源固军坝起义和6月的遂(宁)蓬(溪)起义。
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在刘愿庵写给妻子周敦琬的诀别信里,他除了回顾与周敦琬的爱情生活外,还追记了自己被捕那天的情况。
刘愿庵写道:“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消[销]毁文件……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消[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他担心因此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表现出深深的自责。
“和穆青等人一样,刘愿庵也是因为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黎余说。
“当时四川省委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很多。”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虽然刘愿庵来到重庆后,为恢复和整顿中共在四川的各级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在1930年3月下旬到5月中旬50天左右的时间里,穆青、李鸣珂等省委主要领导被捕牺牲,让整个重庆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面对这样的形势,刘愿庵并没有轻易退缩。”黎余说,他一方面积极领导革命群众,与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则决定在当年5月5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秘密据点——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商讨有关工作。
但让刘愿庵没想到的是,此时他已经被叛徒出卖。时任省委秘书处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任陈茂华,此前因执行营救李鸣珂任务时拖延误事,致使营救计划失败,受到刘愿庵严厉批评,心怀不满。为报复,陈茂华向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条。
5月5日,正当刘愿庵与四川省委其他同志商量相关事宜时,大批警察突然破门而入,他不幸被捕。
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
在这封给妻子的遗书中,刘愿庵还写下了“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等话语,展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事实上,刘愿庵可谓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黎余说,由于之前刘愿庵在川军工作时,曾为刘湘起草过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就职宣言,故当刘愿庵被捕后,刘湘大喜过望,除了许以高官厚禄外,还亲自前往监牢游说,希望刘愿庵能脱离共产党。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愿庵都坚决拒绝。”黎余说,即使刘湘派刘愿庵的旧友,以及在刘湘部任职的亲属等前来劝降,刘愿庵依然不为所动。
“面对敌人的利诱,刘愿庵坚定地回答,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绝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黎余说,5月6日,刘湘甚至还组织了所谓的“军事法庭”对刘愿庵进行“审判”。“在那场审判中,刘愿庵反将一军,把法庭变成了宣传中共主张和共产主义真理的讲堂。在场法官十分尴尬,只得草草宣布闭庭。”黎余说。
庭审结束后,刘愿庵预知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于是修书两封,一封留给了表姐夫周竹虚,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交代;另一封则留给了妻子周敦琬,倾诉自己对她的想念之情,体现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写完这两封遗书后,刘愿庵就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黎余说,5月8日,当法警打开狱门,刘愿庵和他的战友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