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走过了十余年历程,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正在发生:管党治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要不要严的态度问题转向靠什么把严坚持下去的制度问题。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所遵循的原则,接续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这一“有效途径”的定位提示我们把握一个关键命题:体系化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条件。没有体系承载的“严”容易在层层传导中不断衰减,即便在一时一事上取得成效,也难以长久保质保量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体系化承载持之以恒,把严的要求转化为制度常态
把严的要求转化为制度常态,不是凭空提出的命题,而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中央八项规定出台,成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切入口和动员令。从作风建设破题,到纪律建设深化,再到制度完善和监督强化,最终形成理论自觉和体系化建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走过了一条从回应局部问题到系统施治的道路。集中整治的优势是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着高度依赖全党关注和组织资源的局限性,因此这种模式难以长久支撑高标准、严要求的治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正是基于沉疴新疾无法一次性解决的客观现实,管党治党必须实现制度化、体系化和常态化。集中整治与体系化防控不是替代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前者为后者积累经验、创造条件,后者为前者巩固成果、提供支撑。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之道,正在于把一次次集中整治中形成的有效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核心是解决治党之严的可持续性问题。集中整治就像是集中力量打一场战役,体系化则好比是把防线修筑在日常运转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十六个字概括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状态,所指向的正是体系化和可持续性。要素齐全保证没有空白地带;功能完备支撑体系能够自我运转;科学规范确保相关工作不因人事更替而松弛;运行高效则避免工作内容流于形式。换言之,没有体系承载的持之以恒往往会呈现出“反复启动”的情况——问题突出了就抓一阵,风头过了就松一松;有了体系承载的持之以恒才能转化为制度常态。往更深层看,体系化回应的是管党治党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难题:严格的治党要求如何避免在层层传导中衰减?组织层级越多、管理幅度越大,党内政令的上传下达就越容易出现失真和偏差。唯有把严的要求嵌入组织运行、教育引导、监督校正、制度规范和责任落实的完整链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热中温下冷”的难题。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但也要注意防止制度过于烦琐、陷入“制度陷阱”。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在于制度和条目数量的叠加,而在于制度能否真正嵌入权力运行的每个场景、能否被追溯和检验。体系化的价值,正在于把治党之严的要求从依赖于主观意志转变为依靠客观规则,从而使全面从严治党获得不依赖外部动员的持久动力。这种转变的深层意义在于,使管党治党的成效不再取决于人为因素,而是取决于体系本身的严密程度和运转质量,这正是持之以恒得以实现的最可靠保障。
以功能耦合贯通五个体系,把管党治党链条闭合成环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体展开为组织、教育、监管、制度、责任五个体系。这五个体系不是五个平行的工作板块,而是一个功能互补的闭环:组织体系传导意志,教育体系内化价值,监管体系校正偏差,制度体系提供轨道,责任体系保障落地。理解这五个体系的关键在于把握五者之间的功能耦合,即一条“谁来执行—愿不愿意执行—执行得对不对—按什么规则执行—执行不好怎么办”的功能链条。
组织体系承担意志传导功能,是整个体系运转的结构基础,其关键在于避免传导链条上的层层衰减。管党治党的各项要求,最终要靠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去落实。一旦“最初一公里”出现“拦路虎”,“中间段”出现“中梗阻”,“最后一公里”出现“断头路”,其余四个体系的指令就传导不下去。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要靠“两个维护”的政治保证,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到底;另一方面,要靠组织覆盖的质量提升。组织体系的功能不仅在于“建起来”,更重要的是“转起来”。只有各级各类组织各正其位、各司其职,意志传导才能畅通无阻。
教育体系承担价值内化功能,解决的是“总开关”问题,其关键在于把外在规范真正转化为内在自觉。管党治党不能只靠外部约束。诚然,制度可以规定不能做什么,监督可以发现谁做了不该做的事,但若是没有内在认同,党员干部就容易在“不敢”与“不想”之间留下空隙,出现外部压力减弱后反弹的情况。教育体系的功能就是要填补这个空隙,把党的创新理论和党性要求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认同与行为自觉。因此,必须健全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使理论学习不因集中教育结束而中断,党性锤炼不因活动收尾而松弛。教育体系见效慢,但却是整个体系中最具根本性的环节。缺少这一环,制度执行就会变成被动应付,监督执纪就会陷入“查不胜查”的困境。
监管体系承担偏差监测与反馈校正功能,是体系的“传感器”和“校正器”,其关键在于精准。当前监管的突出短板不是没有监督,而是监督力量分散、重点不够突出、治标与治本脱节。有的地方监督看似全面覆盖,实则浮在表面;有的地方忙于处置具体问题,却很少针对根源施治,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要破解这一难题,就要在监督内容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把严的要求体现到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治理之中。在监督对象上突出“关键少数”和主要矛盾,着力抓好政治监督、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监督、“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尤其要注意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进行监督。监管体系在闭环中的独特作用是让组织体系获得纠偏能力、让制度执行获得检验环节。
制度体系承担规则供给功能,为其他四个体系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运行依据,其关键在于在“制度不足”与“制度过载”之间找到平衡。制度在某些环节上存在供给不足的同时,另一些环节却陷入过度规范化的内卷状态。有的制度过于原则化、缺乏实操指引,导致执行时弹性空间过大;有的制度则过于细碎繁琐,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类台账、报表,反而挤占了实际治理的时间。制度体系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堆砌条目,而在于精准匹配权力运行的场景需求。既为党员干部划定清晰的行为红线,也为各类治党工作提供可遵循的流程规范。唯有通过制度体系的精细化设计,才能让组织传导有章可循、教育引导有据可依、监管校正有尺可量,为整个管党治党闭环筑牢稳定的规则根基。
责任体系承担压力传导功能,是体系的“增压阀”,其关键在于防止责任稀释。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但共同责任如果未能具体落实,就容易出现“人人有责却无人负责”的情况。当前责任体系建设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责任清单,而在于问责是否精准、是否到位。问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责任清单就会沦为纸面文章;问责精准有力,压力传导才能真正激活前四个体系。责任体系的功能就是把共同责任分解为具体责任,分解之后还要形成闭环,即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考核问责三者环环相扣,将压力传导到底。责任体系在闭环中处于末端,但它的作用却贯穿全程。没有责任体系,组织传导就缺乏动力,教育内化就缺乏约束,监管校正就缺乏刚性,制度执行就缺乏保障。
五个体系并非单向推进的线性关系,而是互为支撑、相互嵌入的耦合关系。这种耦合关系让五个体系形成自运转、自优化的有机整体,而非零散工作的简单叠加,最终实现管党治党全链条闭环、全方位覆盖、全周期发力,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体系化支撑。
(作者分别系南开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