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背后矗立着完整的中国域外史笔照见不朽之光文明何以生根《体检真相》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
第004版:共赏百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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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背后矗立着完整的中国
域外史笔照见不朽之光
文明何以生根
《体检真相》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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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 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罗伟章谈新作《四千里》——
传奇背后矗立着完整的中国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8个人,1000多只动物

  ●4000里西行,目的地重庆

  长篇小说《四千里》正式动笔之前,罗伟章专程去了一趟南京。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他订了机票,从成都出发。落地之后,一个人打车去了下关码头。他沿着江岸慢慢走,走到了三汊河口。冬日的长江,比平时要枯一些。即使如此,江水依旧不舍昼夜,滚滚东流。

  他找个地方坐下,静静地与江水相对。江天一色,江鸥翩飞,在净蓝的空中勾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他感到一种透骨的凉,以及一种遥远的悲壮。“80多年前,就是这条江,见证了王酉亭和动物大军撤离南京,见证了王酉亭在宜昌求见卢作孚后,把脸埋进冰凉的江水中。如今,这条江仍在流淌,它看见过太多风流云散、家国兴亡。我愈发觉得,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历史就是现在。”罗伟章说。

  王酉亭,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1937年秋,在中央大学已经西迁重庆之后,王酉亭与其他7名教职工一起,带着1000多只珍贵动物,从南京出发,自三汊河口渡江,长途跋涉,一路向西,行程4000里,最终在朝天门码头登岸,抵达重庆,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动物西迁”传奇。“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想我找到了这部小说应该有的情感基调。”

  2026年10月,长篇小说《四千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入选当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日前,罗伟章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专访时表示:“‘动物西迁’这段历史鲜为人知,但它值得被更多国人知道。因为这段传奇背后,矗立着一个完整的中国。”

  一粒埋藏了十几年的种子

  小说《四千里》,以肖小玲回乡祭祖时发现的无名墓碑为引子,讲述了王酉亭等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教职工护送“动物西迁”的故事,写尽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在山河破碎时从惊惶到觉醒的心理变化历程,更写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历经磨难、弦歌不辍的力量之源。

  “我是在重庆读到动物西迁那段资料的,短短200多字。”罗伟章回忆,2012年前后,为了写作重庆大轰炸题材的小说《太阳底下》,他多次来到重庆查阅史料、采访亲历者。

  “第一感觉是震撼。”他说,这段历史打动自己的有两点,“首先是生命意识。王酉亭一行护送动物出发后两天,日军对南京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胞们对生命的珍视和日寇的暴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发人深省。另一点,是这群普通人身上朴素的英雄主义,他们本可以安全撤离,却决定守护这些动物一起离开,再难再险也不放弃。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单位也好,如果所有人都恪尽职守,那真的了不起。”

  但罗伟章没有立刻动笔。“尽管我很感动、很震撼,但它没有跟我发生深刻的联系。它还没有‘变成我’。”在他看来,写作者如果只是被题材打动就急着落笔,写出来的往往是观念性的东西,“‘变成我’就是题材已经真正地‘进入’我,跟我发生血肉联系,我们成为一体。这需要耐心等待,我一等就是十几年。”

  不担心这个好题材被其他作家先写了吗?罗伟章笑了:“哪怕别人写了,你写你的就是了。写作者要对自己有信心,同样的题材,你的认知、你的审美、你的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东西。”

  这个故事就像一粒种子,被罗伟章埋在心里十余年。202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他写一部知识分子的抗战小说,“心里的那粒种子一下就惊醒了,我决定动笔写动物西迁这段历史。”

  33万多字的故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从200多字的史料里“生长”出来。罗伟章坦言,西迁路上的细节空白,正是小说生发的地方,“历史是对一个事实的介绍,对一个结果的陈述。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要把事实背后被遮蔽的部分打捞出来,为它们注入呼吸,让它们活过来。这是小说家的责任。”

  “他们没想到自己可以成为光”

  不时有朋友和读者问罗伟章:战争那么残酷,王酉亭一行却在冒险守护一群动物,意义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我想王酉亭他们或许最开始只有两个很单纯的念头:动物也是生命,不能不管;接了活儿,就得干完。”

  在罗伟章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在西迁路上一点点清晰的。

  王酉亭先后在地方政府和中央大学工作,他有足够的社会阅历知道前路的艰难,“但他就是尽责,要把责任尽到底。这群动物在他眼里是平等的生命,是身边的朋友,他的同事们也早跟动物建立了默契。在陌生而危险的环境里,人对动物的照顾,动物对人的依赖,让两者的纽带更紧,这是正常的情感逻辑。”

  西迁路上,人们看见这支动物队伍,会选择主动让路;学生们看见他们经过,会自觉行礼。“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还有人不肯抛弃一群动物。无数人从他们身上看见了一种光,当然,他们没想到自己可以成为光,可以照耀别人。所以你看,我在书中称呼动物为‘他们’,因为这一路上‘他们’早已不只是动物,而是这支队伍的战友,是有人性的,‘他们’也在给人力量。”

  历经艰险到了宜昌,为了获得到重庆的船票,王酉亭去求见卢作孚,说:“我们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这个场景被罗伟章视为小说中最亮的一道弧光。“我想,卢作孚之所以肯在宜昌大撤退那样的紧急关头协调运力,分了3艘船给这支队伍,也是被动物大军和护送他们的人身上的那种光芒感染了。”

  西迁队伍在朝天门登岸后沿着嘉陵江继续向西,前往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所在地。在化龙桥,他们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偶遇。罗家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王酉亭须发蓬乱,“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在把动物交到校长手里时,王酉亭又一次点名他率领的动物大军,喊到谁,人应一声,动物也应一声,点到途中遇难的少年李子一时,“人畜齐应,震彻云空”。这段文字简洁、有力,构筑起一个宏大的超现实场景。

  “有读者说,这一段太悲伤,动物大军到了重庆之后故事结尾有些匆忙。我想,应该是悲壮。这本就是一部‘在路上’的小说。对所有不屈服于侵略的同胞而言,到了重庆,就是回家,重庆是这四千里路云和月、热血和泪水奔赴的方向。重庆对这个故事极其重要,但无须铺陈。”

  在写作过程中,罗伟章也愈发明确了自己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我听到了很多蹄声,是侵略者的铁蹄,是反抗侵略的奋蹄,是动物大军的走蹄……我在这样的声音里看见一个完整的中国。动物大军西行的脚步,如大地之鼓,渺小因此变成了巨大。4000里的路上,所有人都在成长,零散的国民,变成了凝聚起来的力量。”

  “那8个人也在看我这个写作者”

  在《四千里》里,南京是一道始终滴血的伤口。小说从南京“走出”,但南京始终都“在”。对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的书写,构成了罗伟章抗战叙事的两个重要焦点。

  “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能看见刺刀怎么抽出来、枪的扳机怎么扣下去。这是一种极致的灭绝人性的恐怖。”但是,他写得很克制。如,有人被日本侵略者开枪击中头颅死去,他写道:“额头就多出了一只眼睛,红殷殷的,圆溜溜的。”

  他说:“写到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时,我的心里非常难受,但我知道,再难受也要迈过去,一定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一个民族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前行。”

  支撑他迈过去的,是一种铭记。“我们在故事里看别人,别人也在‘看’我们,我相信故事里的那8个人、那1000多只动物,也在看我这个写作者。”他说,写作者与笔下的人物,互为镜像,互相打量,互相感染,互相支撑。

  罗伟章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记者,在传统媒体的黄金年代选择辞职,追逐自己的文学理想。近20年时间,他完成了《太阳底下》《谁在敲门》《红砖楼》等作品,中篇小说《屋檐》获鲁迅文学奖。

  一路走来的坚持,是否出于一种文学的野心?

  “我想那不叫野心,而是一种态度。就像王酉亭他们一样,你要干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干好。所谓的写作才华,它一定来自真正的热爱。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热爱它,就愿意奋不顾身去追求,去做到最好。”

  罗伟章说,他对文学的热爱,始于在重庆求学的大学时代。他的第一部长篇《饥饿百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两部抗战题材长篇作品——《太阳底下》《四千里》的落点都在重庆,他获鲁奖后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新作《讲述姚君》。他还不时为重庆《红岩》文学杂志、《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供稿,以作品回馈这片点燃他文学梦想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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