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宇/漫画

　　老李至今记得那张借条上的每一个字：借款20万元，年利率8%，借款人老张，出借人老李。白纸黑字，双方签字，手续比许多银行合同还清爽。他当时想得很简单：存银行理财不过2%的收益，借给老张翻了两番，老张的公司就在自己所在执法大队的辖区里，“他归我管，不会赖账”。老张想得也很简单：利息高点没关系，有李哥这层关系，项目审批、日常检查能“行个方便”，这笔钱花得值。

　　后来在纪委谈话室里，老李还在辩解：“我们是朋友，签了借条，利率也没超标。”办案人员回了他一句话：“你敢借，不是凭交情，是凭你手里的公权力。”

　　一纸借条，手续完备；对象特殊，红线已越。

　　近年来，部分地方违规参与民间借贷、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收息问题易发多发，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突出表现，也是当前正风肃纪反腐的重点领域。此类行为具有伪装性强、认知模糊、危害严重等特点，多以民事行为为外衣，以“借钱收息天经地义”为借口，实则暗藏权钱交易，破坏公平正义，污染政治生态。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紧盯不正之风新动向新表现，防范和纠治隐形变异问题。要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深化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本报记者梳理出三个真实案例，邀请市纪委监委法规室副主任赵强深刻剖析三种“贷”价，进一步厘清党员干部参与民间借贷的纪法边界。

　　案例一

　　50万元“无偿借款”，还了本金，为什么还是被处分

　　蒋某某，某区级部门原二级巡视员。2024年8月，他以购车为名，向曾经业务范围内的管理和服务对象张某借款50万元，双方未约定利息。2025年12月，蒋某某全额归还了本金，一分不欠。账面上，两清了。

　　在蒋某某看来，这大概是一笔再干净不过的“朋友周转”。可2026年2月，蒋某某因违反廉洁纪律，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问题：本金一分不少还了，为什么仍然构成违纪？

　　赵强：纪律审查算的不是“资金账”，是“权力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条例》列明了两个构成要件：一看是不是管理和服务对象；二看这笔借款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张某是蒋某某的管理和服务对象，这一层关系从借款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把一笔普通的资金往来变成了一个违纪风险。

　　“可能影响”四个字是关键。它不要求蒋某某真的在某个项目上给张某行了方便，也不要求张某真的开口提了权钱对等要求。只要借贷关系发生在党员干部与其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可能影响”的风险就已经形成。蒋某某借钱买车，张某把钱借出去，日后蒋某某在涉及张某的审批、监管、检查中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张某借钱时有没有一丝“以后用得着他”的考量？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已经写在关系本身里。

　　“借条好销，人情难还。”资金的账可以两讫，廉洁的账平不了。党员干部向管理和服务对象伸手，哪怕只是“借”，欠下的也是一笔履职公正上的隐性债务。今天借的是购车款，明天在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环节上，这笔“人情债”就可能以放松标准、加快流程等方式“偿还”。《条例》防的恰恰是这种尚未兑现、但已经悬在那里的风险。

　　案例二

　　“放贷收息”，利率未超过司法保护上限，为什么还是违纪

　　某区级部门原一级调研员杨某某2024年2月到2026年3月，分5次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李某出借资金，累计100万余元，获利8.12万余元。2026年4月，杨某某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杨某某觉得自己比蒋某某“规矩”得多：他不是白借，他收利息；利率也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放在民间借贷的市场行情里甚至算不上扎眼。一个愿意借一个愿意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只看利率红线，杨某某似乎无懈可击。

　　问题：双方自愿，利率没有“超标”，出借的又是自有资金，为什么“放贷收息”仍然踩了纪律红线？

　　赵强：《条例》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清楚：“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款规制的不是“利率是否违法”，而是“回报是否与权力相关”。

　　杨某某的钱借给了谁？李某，他的管理和服务对象。这就决定了这笔借贷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正常的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看的是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看的是资金成本和融资便利。但在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信用”的来源变了——李某按时付息，未必是因为杨某某的资金多么稀缺，而是因为杨某某手里握着李某需要的东西；杨某某敢于出借，也未必是因为李某的信用记录多么优良，而是因为“他归我管，跑不了”。借贷双方心照不宣的底气，都系在同一个东西上：公权力。

　　关键正在这里。纪律审查所关注的，不是借条的形式要件，而是双方的实质地位关系。借条可以证明一笔债务存在，证明不了一笔债务“干净”。当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隔着一条管理监督的权力线，利息就不再只是资金的价格，而可能成为权力的价格。杨某某收取的8.12万元，表面上是“利息”，实质上是他对公权力的一种变现——即便他从未在具体事项上为李某打过招呼，但“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风险已经随着每一次付息、每一次续借而不断累积。

　　案例三

　　120万元放贷，收回94万余元“利息”，为什么从违纪进而构成犯罪

　　王某某的案子，跨了整整13年。2012年到2025年，他利用担任区属事业单位一把手、国有资本代表方对某国有参股公司履行监管职责的职务便利，在贷款资金使用、公司监管等方面为该公司法人代表王某提供帮助。与此同时，王某某以个人和妻子的名义，先后向王某放贷120万元，以“放贷收息”的方式收受王某所送钱款共计94.95万余元。2025年11月、12月，王某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6年5月，因构成失职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从杨某某到王某某，表面上都是“放贷收息”，性质却发生了根本跃迁。杨某某收受的是违纪所得，王某某收受的是贿赂。

　　问题：同样是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收息，什么情况下仅构成违纪，什么情况下同时也构成受贿犯罪？

　　赵强：区别不在有没有借条，也不在利率写的是多少，而在于这笔“利息”究竟是不是权力的对价。

　　实践中，认定放贷收息型受贿，关键看是不是权钱交易，把握三个层面：第一，双方之间有没有具体的请托和谋利事项。王某某利用监管职责为王某在贷款资金使用、公司运营等方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不是泛泛的“关系好”，而是具体的职务行为与具体的利益输送之间的对应。第二，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必要。如果王某的公司并不真正需要这笔资金，或者王某某放贷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获取资金收益，而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收取王某的感谢费，那么借贷就是个幌子。第三，利率是否明显偏离市场。实践中，受贿金额通常以超出借款人同期向其他人正常借款最高利率的差额部分来认定；同期利率无法查明的，参照法律保护利率上限以上的差额来认定。超出正常融资成本的那一部分“利息”，实质上就是贿赂款。

　　王某某案中，94.95万余元的“利息”之所以被整体评价为受贿数额，是因为他的放贷行为与职务行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对价关系：他用手里的监管权，换来了王某愿意支付的高息。这已经不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而是实际发生的权钱交易。违纪与犯罪的分界线就在这里：违纪是行为本身造成了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风险，犯罪是权力已经换成了钱。

　　三个案例串起来，是一条清晰的递进线。蒋某某的“无偿借款”，触犯的是“借用”型违纪，本金还清了，但权力关系留下的风险还不了。杨某某的“放贷收息”，触犯的是“获取大额回报”型违纪，利率没有“超标”，但回报的来源来自职权，不是来自市场。王某某的“放贷收息”，越过了纪律的边界，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因为他不仅“收了利息”，而且还拿职权做了交换。

　　这三个案例也对应着党员干部中三种典型的认知误区。

　　误区一

　　“还了就行”

　　蒋某某的案例说明，纪律审查看的不是债务是否清偿，而是借贷关系发生时双方的地位是否对等。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一旦借了，“还清”只能了结民事上的债，了结不了纪律上的风险。

　　误区二

　　“利率合规就行”

　　杨某某的案例说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判断依据的是民法典和司法解释，纪律判断依据的是《条例》第九十九条。利率合规，可能民事上有效，纪律上照样违纪。“民事上合法”和“纪律上合规”不是一回事。

　　误区三

　　“朋友之间，不算什么”

　　这是三个案例中最具迷惑性，也最需要警惕的一种辩解。管理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朋友关系”，本身就建立在权力落差之上。对方愿意借钱、愿意付高息，看中的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坐的位置，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就能想明白。以朋友交往为名掩盖权力寻租之实，恰恰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常见手法。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民间借贷领域的违规行为，正是这种“新动向”的一个缩影：违纪违法手段越来越民事化、市场化，外衣越来越难识破，但穿透这层外衣去看，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本质从未改变。

　　对党员干部而言，守住边界其实不难：当你想把钱借给一个人，或者向一个人借钱的时候，先问一句，如果他不是我的管理和服务对象，这笔借贷还会发生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张借条写得再漂亮，也只是一张违规风险书。

　　老李后来在检讨书里写了一句话，值得所有手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牢记：“我以为借条能证明清白，后来才明白，借条证明的只是我借了钱，证明不了我借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