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懋昭。（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陈云给席懋昭写的证明材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席懋昭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林琳供图）

林琳在讲述爷爷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故事。（林琳供图）

　　●学院让我讲爷爷席懋昭的故事，我难以拒绝。那年，我37岁，爷爷牺牲时也是37岁。

　　●路途遥远，需要可靠的人护送。爷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陈云出川后，远赴重洋，首次向世界介绍长征。

　　松柏不语，忠魂长存。

　　沿着磨光的青石板路，走进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昏暗的灯光，狭窄的囚室，斑驳的铁窗，以及各式各样闪烁着寒光的刑具……每一处都凝结着历史的沉重。

　　我叫林琳，是四川张思德干部学院（中共仪陇县委党校）的老师。与普通游客不同，每每来到这里，我的千般情绪、万般情愫便涌上心头，交织缠绕，感觉心都要碎了。

　　忠诚，“挂”在这里二楼6室的展墙上。爷爷席懋昭的照片和事迹，被一一展陈：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曾临危受命，秘密护送陈云出川（陈云后来最早向世界介绍了红军长征），后遭叛徒出卖，牺牲于“11·27”大屠杀。爷爷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红岩英烈的理想信念、浩然正气。

　　爱怜，“镌刻”在奶奶的满头白发里。她受尽磨难，却用一生矢志不渝的守望，诠释了革命伉俪感人至深的传奇。

　　怅惘，“隐藏”在父亲的叹息里。他是遗腹子，未曾享受过一天父爱，却因席懋昭的身份30多年一直“未定”，遭人猜忌，饱受误解。

　　崇敬，写在我的课件里。循着爷爷的足迹，我成为了一名党校老师，把一段段忠魂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路征途一路歌。

　　我一路寻访爷爷的故事，不只是回望那段峥嵘岁月，也看见宏大厚重的革命史中，交织着平凡生活与灼灼希望，它们真切映照出革命者滚烫的初心信仰、生命底色。

　　1

　　探寻20多年，爷爷的形象清晰起来

　　“大渡桥横铁索寒。”

　　1982年，我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席康桥，是一名自来水厂的工人，少言寡语，性格内敛，待人谦和。

　　泸定是红军长征的重要节点，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英雄壮举——飞夺泸定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更是让这一川西小城蜚声海内外。

　　红色沃土铸魂育人。红军歌谣、红色故事、革命诗词……自幼伴随我成长，我从来没有想过，课本上的那些革命故事，与我的家庭会有何联系。

　　只是我一直很疑惑，我为何姓席，单名一个琳字。这个姓，在我身边的人中，根本没有。而席，在泸定话中，类似于“西”的发音，因此我经常被人取绰号。

　　受不了讥笑，我就问爸爸：“我啷个姓席呢？”

　　“我姓席，你自然跟我姓呀！”

　　“我不要，这个姓不好听，别人老是嘲笑我。”

　　“那咋办嘛？”

　　“我要跟妈妈姓，姓林。”

　　沉默许久，父亲“嗯”了一声。之后，我的名字改成了“林琳”，一直使用至今。

　　上小学一年级时，电视剧《陈云出川》正在播出，一位邻居告诉我，护送陈云出川的人就是我的爷爷席懋昭。我回家询问奶奶和父亲，他们却三缄其口。

　　时光荏苒。我逐渐长大，从家人、亲友、邻居口中，不断听到爷爷的故事，知道他牺牲在重庆歌乐山。

　　上大学时，我特意报考了四川外国语学院（今四川外国语大学），学校毗邻歌乐山烈士陵园，是爷爷的安息之地，有时间可以陪爷爷说说话。

　　求学期间，我多次前往关押爷爷的牢房旧址参观，面对昏暗逼仄、条件恶劣、令人窒息的囚室环境，我对他的革命精神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2019年，受夹金山干部学院（位于四川雅安宝兴县，后更名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邀请，我辞掉重庆的工作后前往该地。那里是爷爷曾经战斗的地方，学院让我讲爷爷的故事，我难以拒绝。

　　那年，我37岁，爷爷牺牲时也是37岁。

　　更巧的是，2023年，我又调入四川张思德干部学院（中共仪陇县委党校），仪陇是爷爷的出生地。

　　从牺牲地到工作地，再到出生地，我逆向循着爷爷的足迹，通过走访历史遗址遗迹，拜访亲历者、见证者及他们的后人，查阅地方史志，造访川渝两地的档案馆、陈列馆、纪念馆……苦苦探寻了20余载，光记录用的笔记本就写了20多本，终于让他的形象清晰起来。

　　2

　　巧施“捉放曹”计，护送陈云出川

　　青山碧水，草木葱茏。

　　仪陇，也是一片红色热土。如今，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张思德纪念馆、红军街等地，人气爆棚。

　　我爷爷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1912年出生在仪陇县观音乡（今大仪镇）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仪陇中学，在学校成立进步组织“学术研究会”，带领同学开展“读书不忘救国”活动及罢课斗争，后被反动政府军警抓捕。押解途中，他机智逃脱。

　　1931年秋，他化名席哲明，考入成都私立天府中学，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思想越发成熟，斗争经验逐渐丰富，开始在仪陇、阆中一带为革命奔走。

　　1933年，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派到邛崃、荥经等地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爷爷到天全县的灵关殿村（又称灵关村）小学担任校长，其间向该校教师、学生和当地百姓宣传革命思想，很快奠定群众基础。同年6月，在得知中央红军准备进入天全县后，他便组织村中青年，为红军先遣队作向导，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捷径突袭灵关殿村，一举击溃当地反动武装；随后，加入红军。

　　加入红军仅七天，爷爷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

　　1935年5月31日，红军占领泸定县城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赴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此时，因电台被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中断联络半年多。

　　从四川到上海，路途遥远，国民党军警特务戒备森严，陈云人生地不熟，又是一口江苏口音，需要可靠的人护送。

　　谁护送呢？中央红军有关部门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选定了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席懋昭。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的两名指挥员找到他：“中央决定派一位领导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路途遥远，组织研究决定，由你护送他出川。”

　　爷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爷爷与陈云见面后不久，一位叫陈梁的红军战士也来到陈云住处，奉命一起护送陈云。

　　临行前，陈云从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处领取了路费和工作经费，并带了一本线装《三国演义》和一个暖水瓶，把大额钞票放在暖水瓶的瓶胆下面。暖水瓶的夹层中则藏了两封刘伯承的亲笔信。

　　三人商定好行程，冒着细雨就出发了。他们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奔成都，后抵重庆。

　　路上，他们还编好了“剧本”。陈云的身份有两种：一是“小学教员”，因我爷爷是小学校长，易于掩护；二是去川西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

　　出灵关不远处，一个30多岁的男子跌跌撞撞地从后面跟上来，浑身是泥，一脸狼狈。

　　三人见状，会心一笑。原来，这是党中央巧施的“捉放曹”计。

　　此人姓熊，是天全县教育局局长。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他被抓获。中央领导认为，可利用此人身份，作为陈云沿途过关的“护身符”，待陈云一行离开，便制造机会让他逃跑。

　　见到熊局长，爷爷故作惊讶：“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并装出一副讨好顶头上司的样子，说自己也是为了躲避红军而逃，并介绍说陈云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陈梁是他的远房亲戚。

　　熊局长信以为真，四人结伴而行，直奔荥经。沿途遇到民团哨卡，都是熊局长的熟人，他打个招呼，民团查都不查，就直接放行。

　　到达荥经县城后，熊局长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陈云顺水推舟，在他家里住宿了一晚。次日，他们再从荥经前往雅安。

　　之后，陈云一行默契配合，屡次通过敌人的盘查，抵达雅安，再经邛崃、新津等地，顺利到达成都。

　　此时，成都风声正紧。蒋介石亲自坐镇，调集兵力围堵红军。

　　我爷爷在成都读过书，熟悉地形。在他的带领下，陈云顺利进了城，找到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出示了刘伯承给他写的亲笔信。

　　胡公著是刘伯承的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并按照陈云的要求，派人在《新新新闻》报上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定好的暗号，以此向党中央报告平安到达成都的消息。

　　陈云一行未在成都过多停留，直接乘车抵达重庆。到重庆后，陈云拿出刘伯承写的第二封亲笔信，是给其弟刘叔禹的。刘叔禹当时在重庆开了一家中药铺。

　　见信后，刘叔禹热情接待了他们。陈云后来回忆：“到他（刘叔禹）家里，住在他那里。刘伯承母亲也在，问长问短，招待很好。”

　　经过四处打点，10多天后，刘叔禹帮陈云买到一张民生公司前往上海的轮船票，并护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登船。

　　3

　　陈云执笔著书，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民谣道出了夹金山的险峻。

　　91年前，红军战士凭借钢铁意志，徒步成功翻越夹金山。自此，这座雪山被载入长征史册，声名远播。

　　如今，山脚下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相隔不远，还有陈云出川史实陈列馆。它们都是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的重要教学点。

　　我在夹金山分院工作时，陈云出川史实陈列馆是我研究与教学的主阵地。该馆常设展的第三单元“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重点展示了陈云出川后，经上海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遵义会议情况，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等内容。

　　1935年8月，陈云秘密登上离沪北上的苏联客船，抵达海参崴后，换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同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阐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能够转危为安并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陈云的报告很有价值。

　　1935年12月3日，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引起苏共中央的关注，斯大林邀请陈云到办公室。谈话中，陈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了支援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

　　在莫斯科，陈云化名“史平”，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代表团正统筹中共在海外的宣传工作，致力于向海内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虚假宣传。

　　陈云在上海时就已经在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了，1936年3月，他的见闻录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首次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

　　该书共三万多字，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生动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并用细腻的白描手法，刻画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了一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钢铁之师。

　　在对红军领袖形象刻画上，书中写道：“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在对比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上，书中写道：“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并特别提到，红军军官“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该书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很快传回国内，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书名再版，打破了外界对红军的认知偏见与舆论抹黑，让世界听见真实的中国革命声音，让伟大长征精神最早走向世界、照亮人心，用笔墨书写了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铸就了长征对外传播史上的不朽丰碑。

　　许多国统区青年读了这本书后，冲破封锁奔赴陕北，投身革命洪流。

　　4

　　湮没35年，陈云亲笔写下证明材料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陈云出川后，远赴重洋，争取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与支持，彰显了中国革命的独立与自信，首次向世界介绍了长征。

　　爷爷护送陈云出川后，在返程追赶红军途中，在四川仪陇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狱中，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都矢口否认曾开城迎接中央红军；对护送陈云一事更是守口如瓶。直至1937年3月，经家人设法营救，爷爷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1937年9月，他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延安的消息后，立马奔赴延安，并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同年11月29日，陈云搭乘飞机到达延安机场。在毛泽东致欢迎辞后，一位男青年穿过密集的人群，兴高采烈地走到陈云面前。陈云一眼就认出了他，正是两年多前护送自己出川的席懋昭。

　　陈云拉着他同坐在一条板凳上，长时间地握着他的手，询问重庆一别后的工作情况，并约他次日到中央组织部细聊。第二天，爷爷如约去看望陈云。临别时，陈云还送了他一双棉鞋和一听罐头。

　　1938年2月，爷爷结束学习，被安排回四川，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临行前，他专程找到陈云辞别。岂料，这一别成了永别。

　　1938年8月，爷爷回到家乡仪陇县后，筹建地下党支部，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妇女摆脱束缚起来革命，在县里引起强烈反响。

　　1941年，仪陇县改行新县制，爷爷提出“抓地方政权”的主张，于1942年担任乡长。上任后，他要求地主减租减息，起用一些进步人士担任保长等职务，得到当地群众拥护，但却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1943年，他被捕入狱，次年经联保获释。

　　出狱后，他辗转成都、泸定、德昌、天全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1948年3月，为了迎接西南解放，爷爷奉命从泸定到雅安，做一支土匪武装的转化工作。

　　此行让我奶奶感到不安，但爷爷依然执意前往。临行前，奶奶让爷爷给刚怀孕三个月的孩子取好名字。爷爷说，泸定县属于西康省，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伟大胜利，就给孩子取名叫“康桥”。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席康桥。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发，爷爷抵达雅安后就被捕入狱，后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我奶奶也连同入狱，她当时只是党组织的外围人员，又怀有身孕，后得以释放。

　　在渣滓洞监狱，爷爷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49年11月27日，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对白公馆、渣滓洞中关押的共产党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彼时，距重庆解放仅差三天。

　　奶奶出狱后，生下了我爸爸，母子俩一直生活在泸定，很多年后才辗转得知亲人牺牲的消息。

　　因爷爷长期从事的是地下工作，采取单线联系，他的烈士身份迟迟未能得到认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人员整理材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席懋昭的自传材料。材料中记述，他曾在红军长征途中护送陈云同志前往重庆，还曾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过。

　　四川省委组织部随即给陈云写信，核实这一情况。因年代久远，陈云已记不清护送人员的名字，他提出两点：一是请四川方面核实席懋昭当时是不是灵关小学的校长，二是最好能提供照片以供辨认。

　　工作人员随后在我奶奶的侄女家，找到一张爷爷奶奶结婚时的照片。看过照片，陈云连声说：“就是他，就是他。”他亲笔写下三页《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回忆了那一段往事。

　　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追记大功一次。至此，我爷爷湮没了35年的事迹才逐渐被世人知晓。正如诗云：

　　不顾艰险忠党命，巧送陈云出四川。

　　突遭敌特落魔窟，为国捐躯换人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如今，时代考题已然更新，使命任务接续向前，我将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