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聂荣臻

杨尚昆

万涛

唐赤英

王良

刘安恭

汤慕禹

周吉可

杨克明

　　江河万里，必有其源；山雄水阔，巴渝常青。

　　一个个巴渝英雄儿女的勇毅身影，在岁月深处留下闪耀光芒的红色印记——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十位从巴渝大地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英雄事迹永载长征史册。

　　如今，他们家乡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它们如炬如灯，照亮后来者的路，激励着巴渝儿女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刘伯承：

　　率部殿后获“铁流后卫”称号

　　白墙红瓦，溢彩流光……在开州汉丰湖畔，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庄严矗立。

　　“1930年7月，我父亲从苏联秘密回国，先后担任了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因与李德意见相左，被降职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刘伯承次子刘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董振堂、李卓然、刘伯承一起指挥红五军团担任殿后任务，与数倍于己的强敌浴血奋战，获得“铁流后卫”的称号。

　　黎平会议上，经朱德提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不顾李德的反对，再次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和中央纵队司令员。

　　之后，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遵义前进，刘伯承指挥中路红军直指乌江。他采纳战士建议，率部架起一座5米宽的浮桥，顺利渡过乌江。

　　渡江后，经刘伯承部署，红六团化装奇袭，智取了遵义城。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正确主张，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1935年5月2日，中革军委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部署，刘伯承接受命令后，率干部团一昼夜行进180里，控制皎平渡渡口，指挥红军用7条船，不断往复来回摆渡，在7个昼夜内让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

　　之后，中革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任司令、聂荣臻任政委，调红一军团的部队组成先遣队，进入彝族聚居区。按照当地习俗，刘伯承同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抵达安顺场。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标志着跨越万里的红军长征取得胜利。

　　“在同李德、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争中，我父亲两次被降职，仍大义当先，宠辱不惊；长征时期，他在殿后血战、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中，展现了足智多谋、胸怀全局的军事才能。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长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智慧铸就的长征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畏艰险、勇毅前行。”刘蒙说。

　　聂荣臻：

　　长征路上与林彪第一次争吵

　　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

　　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前。

　　——这是聂荣臻写的五言绝句《吾非石达开》，寥寥数语，既描绘了抢渡天险的英勇战斗场面，又展现了红军的顽强斗志。

　　“长征中，聂荣臻走过的，是红一方面军标准的路线。”在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中，走进位于江津区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内展出文物、图片共3000余件（张），再现了聂荣臻元帅光辉的一生：

　　1934年10月，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参加长征。同年11月，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调动部队，在良田到宜章之间布下第三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粤汉路以东、赣江以西一带。

　　当时，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命令红一军团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的制高点九峰山，防止广东军阀到达乐昌，对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从而掩护中央纵队顺利通过。

　　然而，林彪却不愿执行命令，准备带军从平原冲过乐昌。聂荣臻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红一军团主要担负掩护任务，而敌人已在开赴乐昌，完全有可能先于红军到达乐昌，并批评林彪是“个人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为缓和紧张气氛，参谋长左权建议，派兵侦察后再定夺。侦察兵带回的消息证实，乐昌已经出现敌军，林彪这才赶紧派兵直奔九峰山。这是长征路上聂荣臻与林彪的第一次争吵，体现了聂荣臻对党的决定的坚决服从。

　　之后，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指挥红一、二师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及部分红军抢渡湘江，指挥红一师强渡乌江；参加遵义会议，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率部配合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及四渡赤水；任北上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刘伯承指挥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

　　“长征中，聂荣臻作为一名高级领导人，不仅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还在关键时刻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并在形势发生变化时积极为党中央献计献策，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黎余表示。

　　杨尚昆：

　　湘江之战三天三夜不下火线

　　潼南区双江古镇，小巷纵横交错，青石板路蜿蜒曲折。

　　杨闇公杨尚昆旧居陈列馆坐落于此，展厅面积1.1万多平方米，藏品5965件（套），常年展出着“杨尚昆生平业绩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杨闇公生平事迹展”“杨家生活复原展”等，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1933年3月，杨尚昆同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工作，历任红十九军政治委员、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在讲解员的讲述下，杨尚昆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浮现在眼前：

　　1934年10月，杨尚昆与彭德怀率部随中央长征。作为前锋部队，红三军团浴血奋战，为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立下赫赫战功，受到中革军委的通令表彰。

　　在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之战中，杨尚昆和彭德怀三天三夜不下火线，率领红三军团指战员死守渡口，顽强阻敌，与兄弟部队一道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在遵义会议上，杨尚昆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和彭德怀率部机动灵活地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抢占娄山关，同红一军团一道再克遵义城。

　　1936年6月，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杨尚昆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率领陕甘支队于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长征初期，他与彭德怀一起指挥红三军团英勇奋战，保障了中央纵队的安全转移，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会后指挥红军成功跳出敌军包围圈，立下赫赫战功……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可以说杨尚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黎余说。

　　巴渝七英烈铸就永恒丰碑

　　在重庆厚重的革命史册里，还有7位从巴渝大地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再也没能踏上归途。其中，周吉可、杨克明二人参加了长征，其余5位牺牲于长征之前，以身铸碑，身姿永恒。

　　周吉可，1906年出生于合川，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8月，他随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年仅29岁。

　　杨克明，1905年出生于长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三过草地、两翻雪山。1937年1月，高台城下，他率部血战7天7夜，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31岁。

　　万涛，黔江人，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1年，他与贺龙率部在荆门会师，改组红三军前委，出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随后攻下钟祥、张截港，将新区与洪湖苏区连成一片。1932年，这位年仅28岁的革命者不幸遇害。

　　唐赤英，大足人。他心怀赤诚奔赴湘鄂西革命前线，1931年受命驰援苏区，与贺龙紧密配合，带队参与指挥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他坚守真理、敢于直言，曾主动向中央汇报苏区军事工作，直面批判“左”倾机会主义弊端，尽显革命者坦荡无私、忠于信仰的风骨。1933年，唐赤英不幸遇害，29岁的青春年华，永远定格在革命奋斗路上。

　　王良，1905年出生于綦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红四军纵队司令员一路升至红四军军长，与罗瑞卿率部打赢漳州战役。1932年6月，他率红四军返回赣南根据地途中，在福建武平大禾圩遭敌阻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刘安恭，1899年出生于永川，1929年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红四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10月，他率部队在粤西永定与大埔交界的石下坝遭遇强敌，身负重伤牺牲，年仅30岁。

　　汤慕禹，1903年出生于巴南，曾任红六军军长，率部参加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在湖北荆门半边街战斗中，他浴血抗敌，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

　　7位巴渝将才，7段热血华章。他们倒下时，最大的不过31岁，最小的才27岁，将璀璨的青春、滚烫的热血奉献给革命事业。他们用生命铸就的不朽丰碑，永远闪耀在长征史册与红色长河之中。

　　（本版图片由重庆市档案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