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大后方”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共在大后方的研究比较零碎，也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共同进行的。因此，大后方不仅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只有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历史完整清晰的梳理和研究，才能深刻地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005年以来，我带领研究团队全力推进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参与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的设立与实施。2008年起，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开始建设以大后方研究为主要方向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2009年，推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设立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此后，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联合建立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进而发展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我担任了首任中心主任。中心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我主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等著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等论文，对如何深化中国共产党大后方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这部专著，是我的博士生洪富忠在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及历史经验研究”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形象塑造的背景、场域、成效、经验等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颇具新意。

　　从选题上看，这部著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抗战期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政党，都会通过其各种活动，在社会公众中塑造自身的形象，因而政党形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政党形象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客观与主观兼具，要对政党形象进行实证性研究，面临很大挑战，尤其是在大后方。

　　因此，学界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形象塑造研究较多，而对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则较少，尤其缺乏系统性研究。本书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是对学界既有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这在当前深化中共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中，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在具体研究上，这部著作对已有的“老问题”进行了新探讨。作者从媒体、平台、人际网络、民间外交等几个方面，从形象塑造视域对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历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国民参政会，学术界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硕，但从形象塑造角度研究国民参政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则较为新颖。又如关于周恩来的研究，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但从人际网络的角度探讨周恩来与中共在大后方形象建构的关系，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外，关于大后方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中的作用，在学术界也引起了较多关注。前述问题，在过往研究中都是学术界熟悉的话题，但研究视角一转换，仍然能取得不少新成果。这就充分说明，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历史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对一些难点问题，作者进行了初步有益的探索。一个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往往会遇到几只“拦路虎”，敢不敢碰，能不能解决，往往决定了该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本书从形塑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内容与路径、地域与特征、共性与个性、难点与对策等五个维度，对中共形塑评价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在材料使用上，以“他者”视野与“我者”叙事相结合的研究，使得中共形象塑造的效果有了较为客观的依据，大大提升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这在已有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研究中是比较有特色的。

　　（本文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