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坝大梁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王荣 摄

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城口县委宣传部供图）

1934年6月，红三十三军攻进城口县城后，立即发出了安民告示，宣布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这份安民告示由时任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亲笔书写。（城口县委宣传部供图）

　　大巴山深处的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庄严矗立。陈列馆里新增的“血色征途 信仰不灭”展栏前，参观者久久驻足。

　　城口，是一片光荣的革命热土。这里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的东线重要战场。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

　　红军驻留城口近三年，全县5000多人投身革命，3000多人参加红军或游击队。1935年，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城口籍红军所在的红三十三军担任后卫。

　　城口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合轩说，500余名参加长征的城口籍红军，除20余名幸存者留下少量资料外，其他人只有名录，过程缺失。他们遭遇了什么？打了哪些硬仗？有哪些悲壮感人的事迹？没有记载。

　　2018年，一场专题调研启动。张合轩、时任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馆长孙才兴、县电视台编辑田庆兵三人组成调研组，从城口出发，寻找那些离开故土的红军下落。

　　铁血后卫

　　2018年初秋，调研组从城口出发前往广元，相当于从川陕苏区的东边走到最西边。

　　1935年1月下旬，中革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张合轩指着作战地图说，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红三十三军是第一批接到撤离命令、又最后离开苏区的队伍。作为后卫，红三十三军节节阻敌，掩护大部队有序西移。

　　“边阻击边赶路，代价沉重。”孙才兴说，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上追兵尾随攻击，反动武装袭扰破坏，地主豪绅造谣中伤，红三十三军要掩护总部机关安全，运送伤病员和物资，收容失散红军，还要昼夜兼程追赶大部队，“压力山大。”

　　敌人很快探明红军撤离的路线。一次，反动武装隐匿隘口发动突袭，藏身高崖滚落巨石。

　　“石头像雨点一样，大的小的到处都是，跑不赢，躲不开。”田庆兵念了一段城口女红军童云的回忆，“我们在一条大河边歇脚，突然听到身后巨响。就几分钟，不少战友就被滚石夺去了生命，河水都染红了。我被石头打进河里，被战友救起，搀扶着撤退。”

　　伤病员掉队遭遇更惨——被敌人推入激流、逼下悬崖、砍下头颅……最后撤离的红军多选人迹罕至的陡坡险路行军，不少同志在急行军中跌下悬崖。

　　在通江王坪红军烈士陵园，调研组发现了城口籍红军袁树儿的墓碑。他在撤离战斗中负伤，被送往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救治。缺医少药，伤员太多，他和很多人一样因伤口感染牺牲。

　　“袁树儿留下了名字，是城口牺牲红军的光荣代表。”张合轩含泪说，“那片山坡躺着两万多名红军战士，很多人的墓碑上都没有籍贯、没有名字。其中或许就有城口子弟，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

　　从城口到万源，从万源到通江，从通江到嘉陵江畔，到处都是残酷的战场，都长眠着牺牲的红军战士——有的留下墓碑，有的什么都没有。

　　这支铁血后卫用坚毅和鲜血，换来了大部队安全撤离。

　　一路忠骨

　　循着长征足迹，调研组从广元出发，经阆中、江油到达汶川、茂县，直抵懋功会师地。

　　红军进入川西，面临着重重考验。

　　“受最大考验的就是红三十三军。”孙才兴说。前锋过境时，反动势力望风而遁。大部队一走，他们便裹挟不明真相的民族群众，对红军后卫部队和参与地方政权建设的红军展开疯狂报复，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

　　1935年8月10日，红三十三军某部39人留下做善后，住在汶川簇头村，只有一支手枪。混进村苏维埃窃取秘书职务的王庭洪当晚勾结反动势力窜到驻地持刀乱砍，39人全部倒在血泊中。

　　在汶川龙溪东门口偏桥，国民党反动派团防局设卡半月，杀害红军100多人。如今，站在桥上，耳畔仿佛还响起牺牲红军最后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带着悲伤，调研组循着红军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上阿坝，又南下成都，过雪山草地。

　　这一程，红四方面军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付出巨大牺牲。百丈关一役，红军伤亡1万余人，被俘数千。城口红军曹代传被俘后关押成都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城口。

　　最后，调研组飞抵兰州，重走会宁会师路线，又转而向北，寻访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红三十三军编入红五军后，参加了会宁大墩梁阻击战，激战两昼夜，伤亡887人，副军长罗南辉牺牲。他曾长期驻扎城口。

　　1936年10月20日，会宁会师后，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等部21800人组成西路军西征，一路血战，除少数人突围外，几近全军覆没。

　　“城口子弟所在的红五军，在高台战斗中牺牲殆尽，幸存者仅朱建明一人。”孙才兴摊开笔记本，声音哽咽，“他被马家军连砍三刀，重伤昏迷，群众将他藏在家中养伤。”

　　朱建明伤愈后找不到部队，辗转返回成都，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城口。

　　魂梦还乡

　　朱建明回来了，曹代传回来了，但更多踏上长征路的城口儿女，却再也回不来了。

　　1933年11月，川陕省委号召扩大红军。城口沿河乡刘代寿与三个哥哥刘代福、刘代常、刘汉成和两个姐姐琼儿、春梅，一起报名参加了红三十三军。

　　红军撤离，六人全部踏上长征路。刘代福牺牲后，刘代寿也与其他四人失散。刘代寿流落甘肃通渭，安了家。

　　2006年，老人在儿子陪伴下回到城口，住进老年公寓，直到去世。

　　更多的城口籍红军，永远留在了异乡。在甘肃永昌县，调研组找到城口籍流落红军熊明安的家。他老伴孙秀英还健在，已近百岁高龄。

　　“听说是城口来的人，老人拉着我们的手不松开。”孙秀英向张合轩一行回忆起熊明安的过往。在永昌战斗时，熊明安身负重伤，被古浪县一位老大娘藏进地窖。伤愈后去寻找队伍，没想到西路军已全军覆没。“为躲避搜捕，他隐藏在祁连山煤矿打工，后来与我成婚，一生留在甘肃。”

　　上世纪60年代，熊明安带着大儿子悄悄回到城口巴山镇，找到了兄弟姐妹。“他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想家乡、念亲人。”孙秀英说。

　　2019年，在甘肃会宁县大沟镇庄湾村，调研组在红军苏国英家的堂屋，看见一幅毛笔草书对联，大意是老人一生都在想念家乡。

　　苏国英曾告诉家人，她1921年出生于一个叫“陕五折”的地方。家人到湖北、陕西求证过，无此地名。根据描述，调研组判断老人可能是城口人。

　　会宁会师前夕，蒲陇川一战，苏国英腿部受伤在草垛里睡着了，醒来时大部队已走，拼尽全力也没追上。她沿街乞讨，被好心人党世明夫妇收留照顾。通信不通、交通闭塞、行动不便，苏国英被迫留在通渭，直到2011年去世。

　　“她总是念叨，‘我的家乡有条河，河水大得很，清得很，还能下水摸鱼呢’。”张合轩说，调研组理解老人的思乡之情，“一个在黄土高原安家的南方女子，哪能不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呢？”

　　临别，苏国英家人将老人的拐杖、照片、衣服送给调研组带回城口，存入纪念馆，以此送老人回归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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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9年11月，调研组跨越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六省（自治区、直辖市），走访近60个革命老区县、130多个党史部门，考察150余处纪念馆、遗址、陵园，采访近200名专家、学者及红军后代，收集资料图书近300册。

　　“从城口出发长征的红三十三军，最后只有295团司号班班长刘武彩到达新疆。经确认，城口籍幸存者不足30人。”张合轩说，绝大多数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

　　如今，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陈列室里，静静地躺着一枚“红星杨”切片。这是调研组从西路军烈士公墓带回来的。当地人说，“红星杨”断面因烈士鲜血浸润形成红五星纹路，被视为红军英灵的象征。

　　“这里面也有城口籍红军烈士的鲜血。”张合轩说，请回“红星杨”，就是希望先烈魂归故乡。

　　红军故事>>>

　　城口：

　　红军驻扎近三年 建立四级苏维埃政权

　　城口，曾是川东游击军（即城万红军）征战的主战场。作为土地革命初期的重要武装，城万红军的事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册，为党早期领导武装斗争和农村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作战，部队整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

　　城口更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一翼。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都曾在此转战，其中以三十三军驻扎最久。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向守志，以及王维舟、罗南辉、杨克明等革命先辈，都曾在城口战斗生活。

　　重庆直辖后，城口成为全市唯一被纳入《川陕革命根据地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县。

　　相较于涪陵、酉阳、秀山等老区，城口红军驻扎时间最长——近三年，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记者彭瑜整理）

　　记者手记>>>

　　他们的名字已无人知晓 他们的事迹永远被铭记

　　彭瑜

　　走进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站在“红星杨”面前。我想起张合轩说的那句话——“绝大多数战士牺牲后姓名都没有留下，牺牲地方、战斗记录也没有留下，再可悲可泣的事迹，都讲不出来了”。

　　500余个城口籍红军的名字，有完整故事的有多少？屈指可数。更多的人，牺牲后连名字或者墓碑都没有留下，就消失在历史深处。

　　我在想，那些红军无名烈士里面，有儿子、有父亲、有兄弟、有姐妹，他们当年离开大巴山的时候，或许跟家人说过“打完仗就回来”，或许什么都没说。最后，他们倒在了雪山草地或河西走廊，没有留下遗言。

　　调研组请回“红星杨”的时候，大概是想替那些回不来的英魂，找一个安放的地方。木头无语，但断面上的红五星，会告诉每一个来瞻仰它的人，曾经有一群大巴山的子弟，从这里走出去，用生命完成了后卫的使命。

　　他们的名字或许被遗忘了，但他们的事迹不会被遗忘。“红星杨”记得他们。我们，也永远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