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博物馆藏宋代青瓷瓜棱执壶。（受访者供图）

记录着“巴乡清”的《华阳国志》。 （受访者供图）

　　公元765年，一条客船停泊在云安（今重庆云阳）渡口，船上坐着53岁的杜甫，船还未靠岸，他却已急着向当地人打听一种酒。“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杜甫在《拨闷》中这样写道。

　　这首急不可耐的“求酒诗”，让“曲米春”这种地方土酿从此登堂入室，开启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名酒传奇。

　　8月25日，在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喻学忠以《云安曲米春：从宋代名酒到文化名物》为题进行分享，揭开了如今早已失传的巴蜀名酒“曲米春”在历史上的千年旅程。

　　从“巴乡清”到“曲米春”

　　喻学忠介绍，“曲米春”诞生于重庆云阳，云阳酿酒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这里就出了一款名为“巴乡清”的好酒，它被记入《华阳国志》，留名2000多年。

　　《华阳国志》是这样描述这款酒的——秦昭襄王时，朐忍（今云阳）人廖仲、药何等射杀为害的白虎，秦王与朐忍人立下盟誓，“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这里的“清酒”，就是指的“巴乡清”。一种酒竟能与黄龙（一种玉石）相提并论，足可见“巴乡清”在当时有多珍贵。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进一步证实：“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

　　那么，“巴乡清”是如何演变为唐代的“曲米春”的呢？喻学忠告诉记者，目前学界和地方文史界推测：“巴乡清”因战火一度失传，直到唐代初年，云安酿酒师在复原古法的基础上研制出新的块曲，才催生了名酒“曲米春”。

　　至于“曲米春”这个名字的由来，学者考证认为，“曲米”是“曲”与“米”的合称——直白点出了酒曲和稻谷在佳酿中的核心地位，而“唐人名酒多以春名”，杜甫诗中的“曲米春”正是其中之一。

　　“曲米春”成为宋人诗词的主角之一

　　如果说杜甫是“曲米春”的第一位推广大使，那么两宋文人则集体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曲米春”入诗的宋代文人达18位，作品25首（篇）。

　　宋人对“曲米春”的痴迷，姿态各异，趣味横生。最直白的一派是“夸夸派”。苏轼在自家酿酒的题诗中写道“曲米春香并舍闻”，拿“曲米春”的香来衬托自己新酿的成功；黄庭坚则直接将诗才与名酒对举：“诗比淮南似小山，酒名曲米出云安。”

　　最接地气的当属“催酒派”。北宋诗人张耒的朋友王都尉（驸马王诜）答应送他“曲米春”，却迟迟未到，而王都尉催他还诗倒催得紧。于是张耒半开玩笑地写道：“云安小县曲米春，遥知美味无多子。”意思很明白：你催我可以，酒得赶紧送来！

　　还有一拨诗人走的是“欲扬先抑”的路子。南宋杨万里、韩驹等人最爱用“大胜云安曲米春”“压倒云安曲米春”这样的句式来夸自家酿的酒。

　　与那些或直白或婉转的夸赞不同，有些诗人选择用庄重的方式写“曲米春”。王十朋就在夔州诗史堂瞻仰杜甫画像时，郑重地“一酌云安曲米春”浇地祭奠。还有一位诗人，将“曲米春”的文化意象再往前推了一步。孙应时送友人赴任夔州时，留下一句“竹枝歌感慨，曲米醉淋浪”，将夔州著名的民歌“竹枝歌”与名酒“曲米春”并置。

　　行业竞争让“曲米春”香飘天下

　　“曲米春”之所以能在宋代“走红”，背后是技术、原料与政策“三重利好”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制曲技术的成熟，宋代的酿酒技术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其次是云安本地的优质水稻。“曲米春”属于发酵米酒，米和水是灵魂。云安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两年三熟，出产的“云安米”在宋人诗文中屡被提及。

　　而最耐人寻味的，是政策层面的“意外之喜”。宋代对酒类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全国州军一级设“都酒务”近2000处，垄断酿卖、征收酒课。然而据《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云安却是例外——“无酒务，不榷”。这意味着民间酿酒获得了宝贵的空间。云安当地的酿酒作坊可以自由竞争、自主经营，酒品的品质和口碑因行业竞争而不断提升，“曲米春”香飘天下。

　　明清时期，云安仍有“曲米春”生产，但产量已经不及宋代，直到1870年，“曲米春”的传承出现了意外。当年，云阳暴发特大洪水，酒坊被淹，酿造工艺随之失传，此后虽屡有恢复尝试，却再未能复制出当年的风味。

　　喻学忠称，虽然“曲米春”的味道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但它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却随着诗歌的传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