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指尖政务”等数字化应用显著提升了治理效能，优化了治理模式。然而，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政务App多头开发、重复填报、过度留痕、打卡排名、数据注水等问题屡见不鲜，数字形式主义悄然滋生。破除数字形式主义，绝不能只停留在清理平台的“物理减法”，要从认知、价值、治理等维度，推动数字治理回归为民服务初心、回归实事求是本真，实现从“治表”到“治本”、从“减量”到“增效”的深层转变。

　　从认知维度发力，全面掌握数字形式主义的症候。数字形式主义的实质是错误政绩观主导下手段与目的倒置、形式遮蔽实质的治理失灵。其主要症候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存在过度留痕与虚假留痕现象。工作群打卡、轨迹定位、拍照上传取代了实地走访和问题解决，基层干部陷入“键对键”代替“面对面”的恶性循环。部分领导干部将“建设多少系统、推广多少App、获得多少点击量”当作主要成绩，重显绩轻潜绩、重痕迹轻实效。二是平台建设碎片化与空壳化。在平台建设实践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功能同类的政务App、公众号重复开发，有些建成后长期闲置沦为“电子摆设”，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有的干部把好看的数据曲线误认为是工作实绩，忽视了群众的真实获得感和幸福感。三是考核评价唯数据化。“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表面是数据掺水造假，实质是政绩观错位。将上级可视的登录率、转发量、积分排名列为硬性考核指标，倒逼基层在数据上做文章，助长了“美化数字应付上级”的避责文化与投机心理，掩盖真问题、误导决策判断，透支政府公信力，使“数字赋能”的美好愿景在群众心中打了折扣。

　　从价值维度纠偏，匡正价值理念与考核导向。靠数据“美容”换来的“美颜”式繁荣难以持续。统计数据一旦失真失实，不仅会掩盖问题、误导决策、贻误发展机遇，还会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比脱离实际的虚假数字，扎根田间的增收产业、老旧小区新装的电梯、社区里干净实惠的老年食堂等，这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成果更能温暖人心。数字政府建设必须把“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基层减负实效”作为衡量数字治理成效的核心标尺，体现在民众的口碑里、城乡的变化里、发展的后劲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二要校正考核“指挥棒”。对照“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要求，反思数字化项目是否出于真实需求、是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从思想深处祛除“数字政绩”“政绩冲动”。大幅压减可量化但无实质意义的表面指标权重，严禁将App安装率、登录频次、打卡积分等作为硬性考核或排名通报的依据。三要严格政务应用准入和退出机制。对职能相近的予以整合、使用率低的予以关停、脱离实际的予以下架，从源头遏制多头开发、重复建设的问题。坚持“新老有别、破立并举”的开发原则，鼓励建设真正管用、好用、基层愿意用的集约化应用，让干部切实感受到数字治理“瘦身”的实效。

　　从治理维度创新，推动技术与制度深度融合。正确政绩观是数字治理的“魂”，数字技术是服务治理的“器”。破局数字形式主义，要靠制度刚性约束和技术适配巩固治理成果，实现价值引领与治理技术的有机融合。一是多措并举减轻数字负担。推进“一表通”工程，建设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动基础数据向基层回流，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彻底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录入这一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用技术手段直接做“减法”，削减不必要的数字负担。二是强化数字项目的论证评估。重大信息化工程立项前必须开展需求调研和基层适用性论证，项目建成后定期评估实际使用率、减负实效性和群众满意度，杜绝“拍脑袋”上项目的乱象。分层分类开展领导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培训和基层干部实务操作培训，让决策者明晰“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执行者做到“善用而不被役使”，防止技术刚性压制治理柔性。三是畅通基层反馈与监督问责渠道。为更好遏制数字形式主义，要建立基层对不合理数字负担的直接反馈机制，对强制推广但无实际效用的政务应用提出整改建议，受理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常态化监督，对明知无用仍强行推广、以数字指标搞层层加码、对基层合理诉求置之不理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通报曝光，从而让数字治理真正服务于简政放权、服务于便民利企。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