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慧馨在家中阅读。

席慧馨珍藏的“光荣在党50年”和“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年”纪念章。

年轻时的席慧馨。

席慧馨出演的《八宝公主》剧照。

席慧馨出演的《夺印》剧照。 　　（本版图片由记者李雨恒摄、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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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片

　　席慧馨，京剧演员，工青衣。1925年生于江苏兴化，9岁学艺，11岁登台，1949年入川，1951年参与创建原万县市京剧团，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万县市京剧团副团长、党支部副书记，万县地区剧协副主席，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重庆市道德模范、“重庆好人”“感动万州十大人物”等称号，培养出程联群、董玉媛等京剧名家。

　　黄昏时分，雨渐渐小了。窗外，夜色正静静地铺开。

　　站在24楼阳台远望，一眼就能看见万州北滨大道堤岸下的长江。

　　大江东去，昼夜不息。江对岸有起伏的群山，空蒙的山间氤氲着水汽，纱笼一般，如梦似幻，山林和屋舍隐现其间。

　　山水如画，散发着万千气韵，让人想起“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的词句。

　　无论下雨还是天晴，家门口的这幅江山画卷，都让101岁的席慧馨百看不厌。

　　“每天起床之后，妈妈都喜欢来到阳台，看看长江。”女儿席学红说，母亲的这个习惯，从搬来新家就开始了，“哪怕现在腿脚不利索了，她也要我们搀着，一步一步挪到窗边。她就那样远远地看着，像是在跟长江说着什么。”

　　“活了一辈子，现在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冻不着、饿不着，住在高楼大厦，电灯电话，每天还能看到长江，多美啊！”席慧馨拉着我的手，笑着念叨。晚年的塌中（戏曲界行话，指嗓子变坏）让她嗓音有些沙哑，一口京腔却依旧地道。

　　老太太头发花白，肤色红润，眼神清澈，身着一件豆沙绿花边领衬衣打底，套一件驼色开襟羊绒衫，背靠沙发，坐姿端正，格外精神。

　　面前的茶几上，一本厚厚的老相簿摊开了，泛黄的照片里，年轻的她面容清丽，扮相秀美。不难想象，这位曾经享誉川东的大青衣，当年是何等风采奕奕。

　　席学红知道，在母亲心里，长江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一条大江本身。

　　长江见证了席慧馨的百余年人生，那是一段始于长江的漫长旅程——

　　从南京到上海，到武汉，到宜昌……她9岁学艺，11岁登台，曾在旧社会跟随戏班子“跑江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辗转于长江沿岸卖艺讨生活，最远还曾去过香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几月，她和先生穿越峡江，逆流而上，抵达重庆。

　　在重庆，因为不满国民党军队对演员的压迫，他们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脱险之后逃到万县（今万州），加入了京剧大家潘月樵之子潘鼎新的剧团；他们在万县迎接了解放，后来便定居于此，再也没有离开。

　　“留在万县，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遇见中国共产党，党的干部劝我们留下来为人民服务，做文艺工作。”快80年过去了，席慧馨还清楚地记得人生的那场重大转折。

　　那场转折不但让万州成为了席慧馨的第二故乡，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她遇见了共产党。在党的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下，她一点一点靠近党、了解党、热爱党。

　　她全身心投入新中国文艺工作，参与创建原万县市京剧团，出任副团长。1958年，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万县地区戏剧团体中第一位入党的党员。

　　“唱戏的过去是‘下九流’啊，旧社会有句话说‘王八戏子吹鼓手’，谁都看不起，连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是党帮助我们翻了身，成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席慧馨有些激动，拍了拍胸口，“我也没读多少书，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党是人民群众的靠山，是真心实意地对人民好。所以从入党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听党话、跟党走。”

　　一份纯朴的感恩之心，化作了一辈子燃烧的信仰。

　　入党68年来，席慧馨始终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为荣，严于律己，乐于奉献。

　　她德艺双馨，为人低调，1985年退休后，便从文艺界退隐。2018年初，93岁的她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如今，耳聪目明的她依然每晚收看《新闻联播》，她也常常在想，可以“为党再做点什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此番登门拜访，我们告诉席慧馨，想在“七一”前夕，向读者讲述她的百年人生传奇。

　　她非常高兴：“我们的党105岁了，党的事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各条战线的同志都在努力。我也要好好活着，我还想为党再做点什么呢。听党话，跟党走，优秀不是尽头，是奔头！”说这话时，席慧馨眯起眼睛笑了。

　　12岁为梅兰芳跑龙套

　　“我发现梅先生有个小毛病”

　　旧社会唱戏的艺人，往往家境贫困，席慧馨也一样。

　　她出生在江苏兴化乡下，父亲是船上打铁的，常年在江河流动，家里小孩多，生活压力很大。“我姑姑没有小孩，姑父叫孙传庭，在戏班子唱戏，老生老旦都能对付。于是，我被送给姑姑、姑父收养。9岁时养父就为我开蒙，入了梨园行。”

　　唱戏本来是为讨口饭吃，但她慢慢就喜欢上了唱戏。“我可能有点天分，靠着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戏，像《武家坡》这样的，都是听几遍就会了。于是我11岁时，养父就让我登台了。”

　　那时小戏班子得互相搭着唱戏，游走各地。席慧馨跟养父在南京、上海等地唱戏，12岁那年，她到了武汉，遇到了梅兰芳，“养父被梅剧团请去搭戏，还让我给梅先生跑龙套，记得当时演老生的是奚啸伯。”这段往事，在梅兰芳后来的回忆文章《新汉口》中也有提及：“第四次（来汉口），一九三七年，又是在汉口大舞台，老生仍旧是奚啸伯。”

　　12岁的小姑娘能跟大师演出什么花样？席慧馨笑了，“我仅仅是走过场，一句唱词也没有。先是《贵妃醉酒》，剧团人不够，需要演宫女的，大概我比较机灵，被选了进去，这个戏嘛我看一看就知道怎么演，不用说话，拿着宫灯跟着走就成。本来我在最后一个，那管事的看我聪明，就让我走第一个，打头阵啦，我很高兴。后来再唱《花木兰》，梅先生演花木兰，我就演他弟弟花木棣，我们挨得更近了，有时他还拍拍我肩膀，可惜也没台词啊。”

　　“你问我紧张不？我可从小就没紧张过，哪怕第一次登台也无所谓，因为我看戏多啊，在戏班子长大，当然我也知道梅先生是个角儿，但也没什么可激动的，本来年纪也小。”

　　梅兰芳的小动作没能逃过席慧馨的眼睛，“我发现梅先生有个小毛病，演员最怕嗓子坏嘛，他经常清嗓，可能他老觉得嗓子不舒服，没台词的时候就清嗓，那时没有麦克风，台下观众是听不到的。还有一次，梅先生演《太真外传》失误啦，旗子掉了，观众笑了笑，下戏到后台，梅先生就自我检讨，‘你们没砸，我倒砸了’，很诚实也很可爱。”

　　但她就此喜欢上了梅派，“隔得那么近，我其实没有特意去观察他的唱念做打，但我喜欢他的路子，一开始学戏我养父教唱腔，西皮二黄反二黄几个腔都是固定的，梅派唱腔很舒服很优美，扮相大方，很不一样。后来我就经常听他的唱片，可我自己也买不起啊，就去街上听商店放的‘话匣子’，常常站在路边听得入神，暗自揣摩，学习梅派。”

　　反抗包办婚姻

　　“要我当小老婆？死也不答应”

　　旧社会戏曲演员往往命运多舛，这在戏剧大家吴祖光的剧本名篇《闯江湖》中有着生动体现。这个作品取材于吴祖光妻子、评剧大家新凤霞早年的真实卖艺经历，讲述了旧社会小评剧班子的凄惨遭遇。他在创作谈里写道：“（小评剧班子）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每一年的三百六十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假如不是我亲自听到、见到这些死里逃生的活生生的人，我是想不出更编不出这样的戏来。”

　　剧中有个叫小红的评剧演员，才16岁，因不愿嫁给官绅做小妾上吊自杀了。这遭遇，也曾差点发生在席慧馨身上。

　　“原本我不姓席，我跟养父姓，他为我取名孙艳芳，因为在婚姻一事上的冲突，养父把我扫地出门，后来我跟着丈夫席上宾姓了席，慧馨两字也是上宾的父亲取的。”

　　这桩往事让席慧馨至今意难平，“席上宾是我的同行，很有才气，不仅能唱，还能拉得一手好胡琴。但养父不同意我跟上宾结婚，他和养母想通过我的婚姻捞一票，张罗着让我嫁给国民党军官做姨太太，我坚决不干！那时我思想简单，一是认定了要嫁给同行，二是要一夫一妻！旧社会啊我看得多了，好些姐妹给人做姨太太，结果受气受骗，最后还是回来唱戏，甚至有的更惨。要我当小老婆？死也不答应！我两次以死相逼，养父也不松口，我只好自己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我想找席上宾帮忙商量接下来怎么办，养父却狠狠地放出话来，你要嫁给他，就不许你跟我姓！我气坏了，说不姓就不姓！百家姓多的是，随便姓个什么不成？我一跺脚，什么戏服也不要了，连个唱戏的彩鞋也没带，就提个小箱子被养父扫地出门，跟着席上宾走了。”

　　“到了席家那边，他们都知道我是演员，要我出来唱戏，我说我连姓都没有了，挂牌怎么挂呢？上宾的父亲席雅泉也问了我这问题。我给上宾说，我就姓席，跟你姓。至于名字，他父亲说，艳芳太俗气了。他是有文化的人，编了很多剧本，想了想就给我起名慧馨，我觉得挺好，于是定下来。这大概是1945年的事情，从20岁起，我就叫席慧馨了。”

　　在万县迎来解放

　　“我们被党接纳为文艺工作者了”

　　夫妻俩婚后依旧搭班唱戏。席慧馨说，那时他们只是在江湖浮沉的普通艺人，对时局了解不多，隐约听说解放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却也并不清楚解放军威武之师已一路南下，势如破竹，胜利在望。

　　“1949年，我们在宜昌偶然碰到了国民党的第二军，军中有个女兵也是演员，她来劝说上宾和我随军表演。我本来不肯，我觉得我们自由惯了，跟军队多麻烦呀，没办法，上宾非要去，他大男子主义，我只好听他的。”

　　他们跟军队上了民生公司的船，一路逆江而上，先到了涪陵落脚。“涪陵人少，偶尔演个戏也没人看。那时我已经有点小名气了，重庆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就接我们去重庆演戏，我记得在朝天门上岸后，最早住在花园饭店，在一个小舞台开始唱戏。”

　　在重庆，席慧馨他们得指望票房收入吃饭，但国民党军官却克扣他们的票款。“席上宾去争论，被抓了起来，我要求脱离第二军，他们不准，我争辩说我们没卖给你们吧，是随军演出又不是卖身，他们完全不讲道理，把我们塞进汽车关押到距离重庆城几十里外的地方。我气得直哆嗦，一个劲地怪席上宾，都是你要来的！”

　　“我在监狱中绝食，上宾说，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我说你怕死你吃好了！看守也怕我饿死，极力劝我吃饭，我说我只吃我自己的饭，你放我出去我就吃！”席慧馨笑道，那时她并不知道，这就是在跟国民党抗争了。

　　不久，他们想办法逃了出来，回到重庆后连夜坐船逃到万县，潘月樵的公子潘鼎新在那里有个剧团，他们打算投奔他讨生活。几天后，万县解放了。

　　“整整四天，我不敢出门。”席慧馨说，解放军入城前，国民党反动派搞了很多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坏话，“我那时不了解共产党，只敢躲在门缝后面。我挺奇怪，解放军来了群众敲锣打鼓欢迎，不像国民党军队来了，人们都害怕。但，我还是想回南京。那时万县没有正式的剧场，演戏就在竹篾房子里，观众席是一块块木板，剧场还有四个厕所，臭气熏天，后台稍微蹭一下，回家身上就有虱子。”

　　共产党的干部，用真诚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打动了她，“工作组有个女同志，天天上门劝我，慢慢地，我发现共产党很不一样，对人和气、讲民主，很耐心地劝说。有时文工团的腰鼓队找我学舞剑，我也跟他们学习打腰鼓，大家就混熟了。我发现跟他们很好相处，他们轻言细语的，不像国民党凶神恶煞的。共产党还办学习班，我听着大家诉苦，回想起自己旧社会的经历，渐渐意识到，我们被党接纳为文艺工作者了，地位提高了，有人尊重，心也就慢慢安定了。”

　　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是党员，应该为党做贡献”

　　党的教育让席慧馨懂得，唱戏不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1951年，原万县市京剧团成立，潘鼎新被任命为团长，26岁的席慧馨也因为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被任命为副团长。心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篇章。

　　“我主要配合潘鼎新工作，他抓业务，我管经济。”席慧馨笑道，自己过去没管过钱，在家有养父，结婚了有爱人，“我算不来账，又嫌报账麻烦。当了副团长后，剧团里买什么道具之类，我就自己贴钱。还好那时我们收入比较高，上宾的薪水90块，我有120块呢。”

　　“直到我1976年入团学戏时，席老师都还经常为剧团贴钱。”重庆市剧协主席程联群曾随席慧馨开蒙学戏，她向记者回忆。

　　曾供职于原万县市京剧团的京剧名家潘凤仪是潘鼎新的女儿，82岁的她是席慧馨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她说：“团里的老先生们都知道，席老师分管行政工作，总是自掏腰包贴补剧团。而且，面对经济困难的同事找她个人借钱，她都是来者不拒。那个年代的10元、5元还是很值钱的，她借出去之后也不往心里去，也从不计较别人还不还。”

　　程联群曾任重庆京剧院党总支书记，她还提到了席慧馨曾经交纳的一笔特殊党费，“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上落实干部政策，给席老师补发了3600元工资，结果她想都没想就交给了组织，她说这是特殊党费。”

　　女儿席学红说，母亲交纳特殊党费这事儿，家里人是后来才知道的，“这笔款子当时不是小数目，可以在万县买两套像模像样的住房呢。”她更没想到的是，母亲晚年搬来一起住时，“交给我的存折上只有600元，钱都去哪儿啦？”

　　席慧馨听了微微嘟嘴，似乎想辩解，“对钱嘛我一直就无所谓，党培养了我，让我衣食无忧，我觉得钱本来就是国家的。儿孙自有儿孙福，钱要靠自己努力去挣，哪有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嘛。”

　　然而，每当国家有需要，她却十分慷慨。

　　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灾、2008年汶川地震……她每次都捐钱捐物，难计其数。

　　2018年初，93岁的席慧馨因为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平静的生活忽然被打破。

　　“挺不好意思的，一把年纪还出个名！”她诚恳地说，“我当时在琢磨，作为一个党员，我还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听《新闻联播》说遗体可以捐献，我就剩这把老骨头了，那就捐给医学事业吧，或许还能发挥点作用。”

　　如今，她仍保持着每晚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也常常在想可以“为党再做点什么”。

　　去年国庆节前夕，百岁高龄的她应邀为万州文艺工作者带去一堂“迎国庆 感党恩”主题党课。

　　面对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她语重心长、掷地有声：“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向前奔！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工作，要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

　　席慧馨说，捐献遗体作医学研究，可能是她能为党和人民做的最后贡献。“我本来经常跟囡囡（女儿）说，死了要落叶归根，送我回江苏，虽然父母生了我没养我，但我毕竟是他们的子女，我爱人死了也送回南京去了，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后来囡囡问我，你是不是真的要捐献，我说怎么不是真的，说到做到！囡囡担心别人怪她，怎么把妈妈这样处理，我说不会，这是我自愿的，绝不后悔。我觉得这是对的，是我最后对党尽的一点力，我很舒坦。”

　　旦角演员一生爱美，遗体捐献了要被解剖，想起来还是会难受吧？

　　老太太摇摇手，笑了，“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啦，我这人其实喜欢胡思乱想，原来我还想死了之后把骨灰撒长江，就能顺流而下，回江苏老家。你瞧，我还是念着老家的。但我还是觉得，我是党员，应该为党做贡献。没有党就没有我。党给了我一切，我把一切奉献给党，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