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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档案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代表了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经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抢救修复后,于2015年重新对公众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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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尊石刻造像。
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坐落在重庆大足宝顶山,高7.7米,宽12.5米,伸出830只手,我的每个掌心都绘有一只彩绘的眼睛。800多年来,我坚守在这面崖壁之上,观沧海桑田,看人间烟火。
可800多年的风雨,早已让我伤痕累累。金箔一片片剥落,彩绘一寸寸褪色,手指断裂,手臂残缺,石质慢慢粉化……
至2008年前后,已有34种病害缠上了我,光残缺就有440处。用修复专家的话说——“再不修,就真的留不住了。”
2008年,国家文物局将我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17家机构,超过150名工作人员闻讯赶来。
首席专家詹长法第一次站到我脚下,仰头望着我那830只残损不堪的手臂,沉默了很久。要知道,在中国文物修复史上,还没有任何团队做过体量如此巨大的石质文物修缮。
修复工作从勘察开始就极其繁琐。詹长法的团队按国际标准,运用了20多种现代科技检测手段,从里到外把我检查了个遍。
3年时间,他们一点一点摸清了我的全部状况,最终整理出70余万字的勘察成果报告——那是一本厚厚的“病历”,每一页都写满了我受损的身体状况。
诊断完毕,真正的“手术”才刚刚开始,1000多个日夜没有一天懈怠。
修复中最艰难的部分,是我那830只手。
残缺的手指要补回原样,断裂的手臂要重新接上。
团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各有各的活儿。有的地方石头已经松了,得先加固;再往裂缝里注入一种特殊的岩石胶水;最后经过三次精细的修补,一只手指才算真正“长”好。
最难办的是那些已经完全没了影子的残手——补成什么样、怎么补,都得反复琢磨。
给我重新贴金的过程,更是费尽了心思。
我身上的金箔,大部分是几百年前的老金箔。修复团队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松动的旧金箔一片片揭下来,放进专门的设备里清洗干净,能用的贴回原位。实在没法保留的地方,就按照原来的成分配制新金箔补上去。
那100多万张金箔里,有相当一部分年头太久,一碰就碎成粉末。工人们只能靠手上的热气,让它稍稍恢复一点韧性,再小心翼翼地贴回岩石上。
最后,那金灿灿的光,终于又回来了。
2015年6月13日,修复工程正式竣工,历时将近8年。
那一天,我800多年来第一次以“新”面容与世人相见。830只手从主尊的左右和上方伸展开来,层层叠叠,状如孔雀开屏,金光熠熠。
但我知道,那150多位文博的手,才是真正的“千手”——
他们用大漆为我补过旧日的裂痕,他们用新贴的金箔为我的法衣缀上了光芒。他们用近8年光阴为我疗愈沉疴,在我最颓败的时刻,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去寻求一个修复的方法。
修复师们离开的那天,我的830只手,没有一只能够挥动告别,只余漫山遍野的石窟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的身体痊愈之后,精通数字化技术的新一代文博人又围在了我的身旁。
他们用三维激光扫描为我建起“数字身份证”,0.1毫米的精度让830只手的每一处残缺都被精准标定。他们让我的“数字孪生”在云端醒来——“云上·大足石刻”将宝顶山1:1复刻,游客轻触指尖便能看清鎏金纹理;而在8K球幕影院里,我的金手如孔雀开屏铺满穹顶,触手可及。
数字技术让我不再困于石壁,从虚拟世界到球幕星空,从重庆到全球——我联结起了更辽阔的远方。
我在这座崖壁上立了800多年,等来了这群人。他们将我唤醒,让我不再是山间一面残损的石壁,而成为了一座桥。
桥这头,是南宋工匠的一凿一斧,是艺术的初生;桥那头,是今天每一个仰望我的人眼中的敬意与善意。
从此,我不再只是崖壁上的石刻。我联结着过去与现在,联结着匠人与观众,联结着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的守护与热爱。
我是一座桥,一座让近千年的风华继续流淌在人间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