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长江文化研究学术报告会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文明传承，共促文化交流。

　　长江文明

　　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世界上完整拥有一条大河的国家极少，而中国却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世界级大河，且黄河、长江都处于北温带，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称，长江流域有平原、丘陵、湖沼，地形多样，适合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历史上多次人口南迁，给长江流域输送了大量人才和人力资源，包括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南宋后文化重心南移。近代，长江流域更是逐渐形成了大量沿江工商城市、工矿城市、交通枢纽，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宜昌、重庆等。

　　“黄河与长江交相辉映，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长青基业。”葛剑雄表示，黄河流域土地肥沃，拥有大面积的可耕农田。小麦传入我国后，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基础，加速了文明进程。而在长江流域，我们的祖先早在一万年前就已开始栽种水稻。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都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用三星堆遗址的大量文物图片，展示了三星堆文化的中原文化基因。

　　他称，三星堆文化中对龙的崇拜，以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人像、祭祀用玉器（玉琮、玉璧）、大型仪仗用具（玉戈、玉璋、多孔玉刀）、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青铜冶炼铸造以及熔接技术、青铜礼器等，都能找到中原文化的基因。因此，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意义，不仅展现了古蜀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也揭示了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与古蜀国的密切互动关系，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实证。

　　长江上游

　　大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我们对长江全流域的认识正逐步加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以东周秦汉时期的长江文化为主题分享，在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三支主流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初步形成。其中，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秦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以长江流域为早期发展基地的楚文化也展现出突出的文化价值。如秦灭楚之后，即“南征百越之君”。南海“置郡”，全面控制了珠江流域。而南洋航运的开通具有世界史的意义。这一历史功业是以楚文化对岭南的长期影响为基础的。

　　四川大学一级教授霍巍从考古发现视角，阐释了长江上游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长江上游依托独特自然与人文条件，形成的双‘垂直分布带’造就了丰富的资源，比如三星堆，它并非孤立的文化遗存，而是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霍巍说，长江上游是大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与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联系紧密，其青铜时代的多元一体发展为人类留存了诸多史书未载的珍贵史实，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以及中国西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

　　长江文化

　　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力

　　“长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标识，既在于其自然环境的优胜，拥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天然优势，更在于其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框架和记忆唤醒的索引功能。”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以“长江母亲河的文化原型”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在他看来，长江文化原型包含了关于长江流域族群及中华民族持有的稳定的理念系统层、制度系统层等形式结构，以及物质系统层、科技系统层、传媒系统层等内容结构，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原创性、感召力的人物、行为模式、符号体系等的集合。其所包含的观念、制度、物质、科技和传媒系统，能够使人的经验模式化和行为秩序化，并对后世具备示范和重演功能，是先民们过去不断重复、今后人们仍然要不断“重演”的“母题”。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长江，已从生态地理的物理空间转向象征性的意义（符号）空间，从作为事物发生地的场所空间转向作为集体记忆的系统空间。它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不仅体现为“地点定位”所提供的族群及其历史的稳定性，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中华民族象征意义上的连续性，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感知力、想象力。

　　“黄河与长江两大文明的互补、互动、互助与接力，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奇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认为，如果说黄河缔造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兴盛，那长江就是近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导者和领军者。长江文化研究需立足南北说、专题说、比较说等多维视野，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