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一环。我国地域广袤，各地发展基础、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各不相同，决定了文明乡风建设不能采取“整齐划一”的模式，必须始终贯穿“因地制宜”方法论，在精准识别差异、科学分类指导、系统协同施策中，推动文明新风扎根乡土、滋养人心、引领发展。

　　精准识别差异特征，夯实因地制宜的实践基础。因地制宜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必须精准识别乡村差异特征，筑牢分类施策的实践基础。一要系统评估乡村资源禀赋。组织专业力量对所辖乡村开展全面摸排，既要掌握地理条件、人口结构、产业基础等“硬资源”，也要摸清文化传统、民风民俗、乡规民约等“软环境”，建立动态更新的乡情信息库。二要科学诊断乡风建设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精准识别部分乡村在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方面存在的陈规陋习，以及部分乡村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务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分析其形成根源与社会影响。三要充分听取村民意愿。通过村民议事会、院坝会、线上问卷等形式，广泛征集村民对文明乡风建设的意见，了解他们喜爱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反对哪些不良风气、需要哪些政策支持。将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共同意愿作为制定政策、设计活动、评价成效的根本遵循，确保文明乡风建设方向不偏离、措施不悬浮。

　　聚焦分类靶向施策，探索因地制宜的实施路径。因地制宜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必须在科学分类基础上，探索形成贴合不同乡村特质、回应实际问题的建设路径。一是依据乡村发展实施分类化引导。对农业主导型乡村，应着重弘扬精耕细作、勤俭节约的农耕文化，通过设立“粮食生产能手”等荣誉称号，将相关规范融入村规民约；对商旅主导型乡村，需重点培育诚信经营文化，明确公平交易、热情服务等行为准则，通过“红黑榜”等方式进行激励约束；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要重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村史馆等载体，深入阐释其蕴含的道德规范，使文化遗产成为涵育新风的活态资源。二是针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化治理。对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陋习，发挥村党组织领导下的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作用，通过共商共议制定务实管用的行为规范，严格落实婚丧事宜申报承诺制，推广生态安葬示范等活动，树立文明新风标杆。对公共文化服务薄弱、不良文化易滋生的乡村，要坚持“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在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的同时，扶持本土文艺团队、文化能人创作反映新时代乡村风貌、弘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以健康优质的文化供给提升乡村精神风貌。三是依托特色资源推动品牌化发展。鼓励乡村立足自身最具辨识度的资源，打造“一村一品”乡风文明品牌。在红色资源丰富的乡村，可建设红色讲堂、编写红色家书等，将红色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在数字基础设施较好的乡村，可探索建设“数字村史馆”、开展“云端家风展”、推行线上新风评议，提升文明乡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健全适配保障机制，确保因地制宜长效运行。推动因地制宜方法论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必须构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保障体系。一要建立差异化政策支持机制。政府部门在资源配置与制度设计中，需充分尊重不同乡村的客观差异。政策制定可探索“菜单式”选项，允许地方在总体框架内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选择适用工具。资金与项目安排应建立定向扶持机制，确保有限资源优先投向最可能产生实效的领域，从源头上激励“一地一策”的创新与实践。二要完善群众参与治理机制。构建制度化、常态化、便捷化的参与渠道，保障村民充分参与村规民约制定、实践活动设计、建设成效评议等环节。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方式，推动文明乡风从软性要求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价的具体指标，并探索与信用管理、集体福利等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村民在参与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三要构建本土化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乡村干部队伍能力，加强对乡镇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在群众工作、文化引领、项目策划等方面的专题培训；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专业指导、搭建展示平台等方式，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艺骨干等举办文艺汇演，持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