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眺钓鱼城。

钓鱼城守将之一王坚塑像。

钓鱼城护国门。（本栏图片由受访单位供图）

　　1月10日，来自全国的10余位顶尖历史、考古、军事专家学者齐聚合川钓鱼城下，他们触摸着冰凉的砖石，翻阅着泛黄的史料，试图解开重重谜团：钓鱼城究竟如何以弹丸之地抵挡当时世界最强的蒙古铁骑36年？城墙之下，是否隐藏着一个更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南宋灭亡后，它又为何能奇迹般免遭屠城厄运？

　　一块青灰色的宋代墙砖上，深深的凹痕仿佛还在诉说700多年前的撞击——那是蒙古大军投石机留下的印记。旁边，考古人员新近清理出的排水沟设计精巧。在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断壁残垣间，这样令人惊叹的历史细节比比皆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铁雷碎片、被时光磨平了浮雕的筑城砖、神秘莫测的攻守地道……

　　1月10日，这些沉默的“见证者”终于等来了最懂它们的倾听者。来自全国的10余位顶尖历史、考古、军事专家齐聚钓鱼城下，为即将由央视精心打造的6集纪录片《钓鱼城：撼动历史的传奇》提供智力支持。

　　这场钓鱼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恰似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当专家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山河水系，当他们的争论声回荡在古战场上空的冬日雾气中，那段尘封的、撼动过世界的历史，正从碎石与文字间，一寸寸苏醒过来。

　　36载攻防战

　　三个阶段的生死博弈

　　“守军竟敢主动出击？他们在夜色掩护下，顺着我们白天才发现的密道，直插大营核心……”国防大学教授薛国安打开电脑上的地图，手指一点，将与会者拉回到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的那个深夜。

　　这次经典的偷袭战，只是钓鱼城36年漫长战史中200余次大小战斗的缩影。这场持续36年的战役，远非一次简单的“围城”，而是一首波澜壮阔、战术变幻的军事史诗。

　　“36年，不是僵持，是三个阶段的生死博弈。”薛国安教授将这场持久战清晰解剖。

　　第一阶段（1243—1257年），蒙军凭借绝对兵力优势发起“间歇性强攻”。面对蒙古铁骑的冲击，钓鱼城守军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与智慧。他们凭险守城，利用悬崖峭壁消耗敌军；更“以步制骑”，在山地地形中化解了蒙古骑兵的最大优势。

　　这一阶段的胜负手，在于守军并非被动挨打，而是灵活出击。如1243年的“大小三十六战”、1246年的击退来敌，尤其是1252年那次成功的夜间突袭，重创蒙军大营，打出了守军的锐气。

　　第二阶段（1258—1259年），战事升级至最高潮。大蒙古国大汗蒙哥御驾亲征，想一举拔掉这颗“钉子”。薛国安描述，蒙军采取了残酷而系统的战术：先是扫清外围城堡，将钓鱼城变为“孤城”，继而发动潮水般的总攻。

　　最危急时，蒙军将领汪德臣甚至率精锐夜登外城，一度杀入钓鱼城马军寨。然而，守军在王坚指挥下，军民联手，顽强抵抗。

　　转折点发生在1259年7月，狂傲的汪德臣单骑至城下劝降，被城上飞石击毙；不久，御驾亲临前线的蒙哥汗也重伤身亡。大汗殒命，震动全军，远征亚欧多地的蒙军战略性撤退，世界历史为之改写。

　　第三阶段（1260—1279年），“围困与反围困”的较量。即位的忽必烈转变策略，从强攻改为久困，然而，钓鱼城依然“攻守相持”。

　　守将张珏以攻为守，多次主动出击，袭击元军粮道与据点，直到1279年南宋全境已降，钓鱼城彻底成为怒海中的孤岛，在得到不屠城的承诺后，为保全一城军民，才最终议和归降。

　　“36年，不是奇迹的偶然，而是智慧的必然。”薛国安总结道，钓鱼城的坚守，是“山水一体”地利、“耕战一体”后勤、“军民一体”人力、“攻守一体”战术、“内外一体”策应以及“智勇一体”精神的完美融合。它不仅仅是一座城的胜利，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极端劣势下，将防御战打成主动战、将消耗战打成精神战的教科书。

　　孤城何以得保全

　　元朝从血腥征服转向招抚

　　抵抗了36年的钓鱼城守军，在南宋灭亡后开城归降。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按照蒙古军队的惯例，对抵抗如此顽强的城池，往往会进行屠城报复，更何况钓鱼城还是蒙哥汗的殒命之地。为何钓鱼城军民却能幸免于难？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揭示了这场“和平结局”背后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与人道抉择。

　　当时元朝在四川设有东、西两个行枢密院，东院负责直接围攻钓鱼城，西院则镇守成都一带。由于钓鱼城军民曾击毙蒙哥汗，东院将领（其中甚至有人曾是蒙哥的亲随）怀恨在心，坚决主张屠城。而钓鱼城守将王立深知向东院投降凶多吉少，于是秘密联系了西院副枢密使李德辉。

　　转机出现在一位关键人物——安西王忙哥剌（忽必烈之子）身上。当时，忽必烈派安西王出镇西北，其势力范围涵盖陕西、四川等地。安西王出于稳定大局、树立仁政形象的考虑，更倾向于招抚。在他的干预下，李德辉得以介入，并向王立承诺“许以不杀”。

　　最终，王立率众向西院投降。但风波并未平息，东院官员随后向忽必烈诬告李德辉“越境邀功”，并再次要求诛杀王立。关键时刻，又是安西王出面阻止。尽管安西王不久后去世，王立一度被囚，但最终忽必烈在近臣劝谏下醒悟，赦免王立并授以官职，钓鱼城军民得以保全。

　　“这个故事有很多层次。”周思成总结道，“从高层来说，王立和钓鱼城军民的生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蒙古高层的权力博弈；从微观来看，这么一个角落的钓鱼城，竟然也牵涉到忽必烈时代宗王出镇与朝廷官僚体系的复杂关系。”

　　周思成认为，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王立等人保全一城军民的勇气与智慧，也反映了元朝统治策略的转变——从早期的血腥征服，转向注重招抚与治理。而这，也正是钓鱼城故事中最具人文光辉的一页。

　　防御体系蕴含智慧

　　既是军事设施，更是文化景观

　　跳出对单一城池的关注，钓鱼城的故事还有更宏大的叙事维度。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钓鱼城本身时，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副教授李震却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主要致力于从文化景观视域下，对长江上游宋元防御性山城体系的演化和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她讲述的，是一个“体系化”的钓鱼城故事。

　　什么是“文化景观视域”？李震解释道，这是指将自然与人文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在这一视角下，钓鱼城不是孤立的城堡，而是庞大防御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李震介绍，长江上游的宋元防御性山城体系，包括南宋修筑的43座和元军修建或改造的7座，总计50座山城，分布在今天的川、渝、黔地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防御网，而钓鱼城正是这张网中的“二级中心地”（一级中心地为重庆）。

　　“山城体系不仅是军事设施，更是一种文化景观。”李震指出，这些山城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充分利用自然地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同时，它们兼具“线路文化景观”特征，通过水路和陆路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研究这一体系有何意义？李震认为，这不仅能揭示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建筑智慧，更能深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理解。她举例说，山城体系的建设与运作，往往涉及“正规军与地方武力协同”，守城和攻城双方都包含多民族成分，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然而，研究也面临挑战。李震坦言，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山城，缺乏体系层面的整体性分析；考古资料虽丰富，但多停留在文字与二维记录，缺乏三维建模与系统性整合；各省研究也相对分散，未能形成合力。

　　对此，李震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应加强跨学科合作，引入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建模等技术，进行数字化复原；同时开展跨区域联合研究，探索山城体系的整体演化规律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山城体系的文化景观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过去，更在于它对今天的启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文化与战略的和谐统一。”她说。

　　研讨会上，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勾勒出了钓鱼城的历史形象：它既是一座展现古代中国军事智慧与坚韧精神的英雄之城，也是一个庞大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更是一面映照出战争与和平、权力与人性复杂关系的多棱镜。

　　研讨会虽已落幕，但对钓鱼城的探索远未结束。正如专家们所言，钓鱼城的价值阐释、保护利用、文化传承，仍需持续深耕。这座屹立于三江之畔的古城，依然藏着许多等待被破解的秘密，而每一次解读，都是对中华文明韧性与智慧的一次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