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归人》演出现场。（重庆市话剧院供图）

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影响巨大，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重庆市话剧院供图）

《新华日报》刊发的屈原公演特刊。（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

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的抗建堂。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1945年共4届雾季公演，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上演大型话剧110多台。这些剧目中，有近一半是历史剧，另一部分则为反映平民和知识分子在动荡时局下的生活剧，还有少量儿童剧等。它们或借古喻今，或针砭时弊，或抒发苦闷，或宣传进步思想，或呼吁团结抗战，深受各界群众欢迎。

　　7月26日，话剧《雾重庆》在抗建堂恢复驻场演出，市民游客观剧热情高涨。这出1940年由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的五幕话剧，依旧有着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的抗建堂，1941年4月竣工启用，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义。

　　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每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演出，史称“雾季公演”。

　　《新华日报》1941年10月10日曾刊发一则启事：“本报为纪念双十节及戏剧节发行增刊合出一大张半零售二角订户不另加价希各界读者注意为荷。”翌日，中华剧艺社公演《大地回春》，首个雾季公演开始。到1945年，雾季公演坚持了4届。

　　序曲

　　浓雾中的文化灯塔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先后汇聚重庆。一时间，重庆名流荟萃，盛况空前。

　　日寇的狂轰滥炸，加之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让当时的人们噤若寒蝉。当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重庆近来像一座“死城”，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当时顶级的剧团携起手来，与热情而坚韧的普通市民一起，共同成就了中国戏剧史上的这一独特盛事——雾季公演。

　　在这些剧团中，有重庆本土第一个业余话剧团体——怒吼剧社。《新蜀报》曾著文盛誉“重庆有真正的演剧，那是以怒吼剧社公演为历史纪元。”

　　时间回到1937年7月，当卢沟桥的隆隆炮声传到重庆，来自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厂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开始谋划，并于当年9月15日组成怒吼剧社。

　　第一场演出《保卫卢沟桥》排演有些仓促，从成立剧社到10月1日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演出效果却超出预期，这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凶残侵略行为、展示抗日将士大无畏精神的剧目连演3天，一票难求。此后，怒吼剧社的戏剧活动持续了9年，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工会副主席李炼介绍，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电力公司的第一个党支部就设在怒吼剧社，很多参加怒吼剧社活动的青年电力职工受到进步思想浸润，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何敬平、刘德惠等6名职工牺牲在黎明前夜，成为被后人永远铭记的“红岩英烈”。

　　2021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恢复成立怒吼剧社，就在今年初，还演出了情景话剧《耀红岩》，讲述疆电入渝等背后的故事，这也是新时代下怒吼剧社精神内核的延续。

　　开端

　　重庆成为大后方抗战戏剧中心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界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戏剧活动。

　　1937年10月，由陈白尘等人率领的上海影人剧团来渝，公演《卢沟桥之战》和《沈阳之夜》。此后，曹禺、吴祖光、黄作霖夫妇等随国立戏剧学校来渝，应云卫、章泯和葛一虹等许多戏剧工作者也先后来到重庆，重庆开始成为大后方抗战戏剧的中心。

　　1938年10月10日，重庆举行第一届中华全国戏剧节，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等25个演出团体进行了为期22天的演出，吸引观众十余万人。由应云卫任总导演的压轴戏《全民总动员》，参演人员多达200余人，真可谓“全民总动员”。

　　到了1939年，重庆剧坛更为活跃。1月，国立戏剧学校上演了吴祖光的处女作《凤凰城》；4月，留渝剧人以强大的阵容，联合公演了夏衍新作《一年间》；10月起，第二届戏剧节如期举行，各剧团踊跃演出了《狐群狗党》《三勇士》和方言剧《包得行》等剧目……

　　1940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任秘书阳瀚笙，向周恩来建议修一座专门用于话剧演出的剧场。1941年4月，抗建堂竣工启用，曹禺编剧的《北京人》、吴祖光编剧的《风雪夜归人》等话剧都在这里首演。

　　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大地回春》公演，这也是雾季公演的开端。

　　“当时剧艺社租了南岸区黄桷垭的一处民宅，又当宿舍又当排练场地。吃饭时，炸弹就落在附近，零碎的弹片插进泥巴墙，常住于此的演员们甚至还苦中作乐，取下弹片作纪念。”应云卫次子应大白回忆，自己1938年随母亲来渝时尚不满3岁，到雾季公演后期也会被拽上舞台“跑龙套”，演过《屈原》等剧，是剧社的编外小演员。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是话剧给了大众一个宣泄情绪、寻找共鸣的出口，更重要的是，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剧场，在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情节里，表达着对侵略者的痛恨、对专制统治的反抗，也坚定着抗战必胜的信心。”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表示。

　　高潮

　　《屈原》引发轰动效应

　　从抗建堂出来，只需坐一站公交车到七星岗，再步行几分钟，便可看到一栋中西合璧的白色三层小楼。这栋小楼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1938年到1946年，郭沫若曾在此办公，著名话剧《屈原》也是在这个阶段诞生的。

　　郭沫若之女郭庶英1940年出生于重庆的防空洞中，1946年离开重庆。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郭庶英表示自己还记得当时居住环境恶劣，木头楼梯嘎吱作响，墙皮脱落。“那时只要一听到警报声响，大家就要拼命往防空洞里跑，只有父亲依旧沉稳地在工作，有时候警报都解除了，他还没动。”郭庶英说。

　　如果要为雾季公演找一部代表性剧目，无疑是郭沫若于1942年1月创作、4月上演的《屈原》。剧中第五幕第二场《雷电颂》，说出了台上台下多少人的心声：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周恩来几次亲临排练场，并把金山（屈原的扮演者）等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朗诵《雷电颂》。反复聆听之后，周恩来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此后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为买到一张票，很多人带着铺盖半夜到剧场门口排队；有的只买到站票，站着看3个多小时也甘之如饴；不少些观众专程从成都、贵阳等地赶来观剧。

　　演出之后，《新华日报》开辟了关于《屈原》的诗歌唱和与评论专栏。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亲自作《观〈屈原〉剧赋二绝句》，时任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林伯渠也唱和诗作。黄炎培、沈钧儒、田汉、柳亚子等人的题咏、唱和之作，更是接连刊载。用今天的话说，一时间，《屈原》成为爆款，话题长时间占据媒体热榜，成为社会文化热点。

　　借助《屈原》的热演与热议，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山城传遍《雷电颂》，人们借屈原之口，发泄对黑暗统治的愤怒。

　　1944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刊发《泛论当前剧运》，称“一九四四年雾季，正揭幕在这巨大而壮阔的时代中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戏剧工作者陆续离开重庆，雾季公演随之落幕。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1945年共举办4届雾季公演，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上演大型话剧110多台。这些剧目中，有近一半是历史剧，另一部分则为反映平民和知识分子在动荡时局下的生活剧，还有少量儿童剧等。它们或借古喻今，或针砭时弊，或抒发苦闷，或宣传进步思想，或呼吁团结抗战，深受各界群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