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耙子，渝南山区下力人的工具。拐耙子哥，就得名于那把拐耙子；得名于弯弯山路上那背负着“抗战炭花”拐来拐去跋涉的身影。

　　重走80多年前的炭花古道，当看到路石上残留的串串拐耙子坑窝，仿佛就迎面遇见了当初的那位拐耙子哥。

　　血色的抗战岁月，在渝南万盛，除南桐、东林两大国有煤矿外，孝子河流域以东，还分布着星火般的小煤窑和小焦厂。

　　那时，区域内，仅一条1935年开建、1937年竣工的川湘公路，它如纽带，连接起川黔公路、抗战大后方重庆和烽烟滚滚的前线。

　　水运则是走孝子河航道。偏僻地区的炭花要先送往孝子河上的近10个码头，再船运至长江岸上的炼钢厂、枪炮铸造厂，依靠的正是山谷间麻绳一样的炭花古道、蝼蚁一样的拐耙子哥们。

　　炭花其实不是花，学名称焦炭。一种由煤在隔绝空气条件下，以千度高温烧炼、分解而成的固定碳，光照下，呈冷峻的银灰色或灰黑色，被喻为冶炼、铸造业的心脏。

　　清咸丰元年（1851年）的文献曾记述：“焦炭窑，万盛场人专业，以油煤煅成碎个，无烟赖燃，俗称炭花。”由此，古溱州万盛的煤炭开采和炼焦史，可见一斑。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中国的钢产量还不到日本的1/10。而炼钢、枪炮制造所需的几个煤矿却处于沦陷区。危难之时，偏居黑山西麓罕有的优质焦煤，便秘密走上了能源工业的前台。

　　大暑后的一天，在万盛南桐镇麒麟村的艳阳社，我见到了背运“抗战炭花”的最后一位拐耙子哥——95岁高龄的陈再华。

　　陈老11岁起便每天凌晨4∶30出门，跟随100多人的炭花背运队伍，蹒跚行进在一条串起赶塘、苗子坡、四棱碑、梁山垭、高梁梯、石鱼鳅等20多个小地方，长约16公里的炭花古道上。

　　提及那段往事，老人口齿不关风的话语，犹如残缺的铭文和简牍。他还找来沾满岁月尘埃的拐耙子、炭花背篼行头，并操弄给我们看。那些崎岖路上的行走，仿佛就在昨天。“抗战我也没缺席”的自豪，充盈了那张堆满沧桑的脸。

　　炭花古道上的拐耙子哥，多是厚道忠义的下力人。出生于孝子河船运世家的张先生，讲述了另一位拐耙子哥的往事。那人诨名叫谢大脚，一位一次短距离背炭花可达400多斤，力超不少男性的女汉子。

　　某天，一位来自外地的男性拐耙子哥，提出与她一赛高下。拐耙子哥群体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即，看谁背的“抗战炭花”多、到达码头的时间快，输者，一次以其一趟的力钱交付赢者。不料，好胜心切的那位拐耙子哥在途中崴脚致伤输了比赛。谢大脚深感“同是国难受苦人”，不但没有收取赢钱，反而将自己的那趟力钱给了这位家破人亡的他乡逃难人，用于疗伤。

　　而今，80多年前背“抗战炭花”的拐耙子哥们，大都遁入岁月的烟海。

　　为了回顾这段百姓群体以血汗支援抗战的历史，今年刚入夏，我就先后步行体验了3条炭花古道。原先川流不息的古道，绝大多数已被美丽的乡村公路所替代。要走老路，只得去荒草丛中寻觅。

　　炭窝至杨柳湾约18公里的一条炭花古道中，大梁子山下到大梁子山岚垭路段，坡度多在五六十度。令人摆脑壳的“六十一步”，竟然陡峭达80多度。

　　那梯步啊，恰似大山这台钢琴的琴键，负荷“抗战炭花”的拐耙子哥们，则以沉重的脚步、飞溅的汗珠，在琴键上一次次叩响了国家和劳苦大众命运的交响曲。

　　我虽轻装而行，但身上毛孔溢出的汗液依旧如雨后山体的汩汩冒泉。攀上大梁子山，披着阵阵松风，回望来时的路，我忍不住即兴吟咏：“拔地三千丈/冲霄一箭遥/拐哥头触径/天上不堪瞧”。

　　令人欣慰的是，“六十一步”，作为万盛这个国家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转型试验区的一个小地名，前不久已被收录进《万盛地名录》《万盛交通志》。

　　一路上，炭花古道锥击人心的，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拐耙子坑窝。

　　拐耙子哥为预防路滑，脚上均要穿戴摩擦力大的草鞋或草脚马，手里习惯性持有一把拐耙子。

　　所谓拐耙子，其形状若猪八戒的钉耙，由双牛角似的把手与手颈粗的独木棒以卯榫相斗接，触地部位装有一枚铁钉。

　　作为下力人的好帮手，拐耙子既能当拐杖相助其在风雨中前行，又可在路途劳顿时作“千斤顶”，随时撑起炭花背篼让人站立着休息。而石板路面上那累累的坑窝，正是在拐耙子无数次“叮叮”着响的撞击声中留下的记忆。

　　其间，我曾拨开一块被枯草和泥巴覆盖，厚度约0.1米、面积约0.3平方米的断石，这里的拐耙子坑窝多达五六十个。更有甚者，有的路石还被拐耙子凿穿。再躬身观察，石板路均被汗水、脚趾磋磨成了泥鳅背。

　　寻常人的身躯看似微小。但是，当他们的心跳、目光一旦与家国的命运同频共振，那渺小的能量就会呈几何级数聚合。

　　拐耙子哥们所奉献的，是一条顽强勒住恶魔日寇颈脖的钢绳，更是一座用血汗反复浸润、令人肃穆的丰碑。

　　拐耙子哥的称号，可谓一撇一捺，全是硬骨；滴滴血汗，皆是家国。我想历史不会因为他们的无名而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