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光炯院士（左二）在研究不同时间不同土壤温度状况对水稻产生的影响（四川长宁）。记者 谢智强 翻拍

谢德体

倪九派

王帅

何春波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5月19日，西南大学侯光炯纪念馆，侯光炯院士野外科考常用的工具。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五月十九日，西南大学侯光炯纪念馆，侯光炯院士当年的实验室。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人物名片：

　　侯光炯（1905年—1996年11月），上海金山人，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土壤科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名誉校长，毕生致力于土壤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提出“水稻土”的土类名称和“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创建“水田（旱地）自然免耕技术”等，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大地之子”。

　　讲述人：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 谢德体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倪九派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 王帅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何春波

　　“在无垠的田野，星辰点亮泥土，侯光炯俯身倾听大地的低语，用一生书写对土地的深情……”今年5月9日，是我国土壤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大地之子”的侯光炯院士诞辰120周年的日子。当天，在西南大学校园内的侯光炯雕像前，一场以“传承薪火，赓续华章”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如期举行。

　　一首原创诗歌，字字句句深情而有力，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全国各地采集的土壤被敬献在雕像前，表达对侯老的敬意。在侯光炯纪念馆，师生们重温他用一生书写的“大地情书”，感受他身上的科学家精神。

　　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师生们如此难以忘怀？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教师、学生该如何传承弘扬这种精神？5月19日，记者走进西南大学进行了采访。

　　他让世界土壤学界首次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青山远黛，近水含烟。一片沃野上，三把生锈的土钻静静地摆放在地里……在侯光炯纪念馆，人们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打造了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场景。

　　纪念馆所在地，是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旧址，也是侯光炯生前办公的地方。这栋三层的青砖灰瓦小楼，如今被命名为“光炯楼”。这里珍藏着数百幅与侯光炯院士有关的照片，以及数百件实物：雨靴、草帽、土钻、锄头、藤椅……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侯老对土壤的热爱、对党和国家的深情。

　　在这些“老物件”中，最让人动容的就是那三把土钻。

　　“它们都是侯老师生前用过的。”侯光炯的首位博士生、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现场演示了土钻的使用方法，“把钻头打下去，每次往下钻20公分，取出土样后，可以分析判断土壤的深度和层次变化，以此推断土壤肥力和生产力的高低。”

　　在国际上，土壤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很少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但侯光炯却认为，土壤学必须服务于农业生产，研究成果要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基于此，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学。

　　“这与侯光炯院士的早年经历不无关系。”谢德体讲述起侯光炯的故事——

　　求学期间，侯光炯经常到学校附近的农村考察，看到因土壤盐碱化，粮食产量极低，农民生活困苦。他意识到，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依靠科学改良土壤、发展农业，决心以土壤科学作为主攻方向。

　　水稻土成为他首选的研究对象。“因为它在我国粮食生产中举足轻重。”谢德体解释，水稻土是发育在各种自然土壤之上，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的一种耕作土壤。过去，国际上没有“水稻土”这个名称，是侯光炯于1935年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的，这让世界土壤学界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水稻土”已正式被列为土壤的一个类型。

　　侯光炯一直在寻找中国特色的土壤研究之路，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他创立和发展了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科学，创建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水田（旱地）自然免耕法”等蜚声中外的农业土壤学新理论和新技术。

　　“从侯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深厚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倪九派说。

　　尽管1999年倪九派进入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以下简称西农）读硕士时，侯光炯已不在世，但校园里处处可见的“光炯印记”，让他耳濡目染。

　　“我现在给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就是侯先生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每一次讲课，都像是在回顾侯先生70多年的科研历程，而每一次回顾，都让我深有感触。”倪九派感慨，“他用毕生精力，为我国的土壤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都是在他创建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上做的。”

　　“科学没有止境，我们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谢德体一直牢记着侯光炯说过的这句话。他说：“侯老师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不断突破自我。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

　　八十多岁乘木船坐公交挤火车搭板车回校上课

　　“精心教书，诚心育人。”侯光炯纪念馆里珍藏着的一幅字，是1996年教师节前夕，侯光炯亲手写下的。

　　“可以看出，他在书写时，手有些颤抖，因为那时他已身患重病。”谢德体说，当年11月4日，侯光炯便因病逝世了。

　　从1952年到逝世前，侯光炯一直在西农任教，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名教师的职责。

　　谢德体回忆了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1986年的一个星期六，在四川长宁县蹲点的侯光炯，准备返回西农给学生授课。那时交通很不方便，现在3个钟头就可以到的路程，当时走了近3天。

　　一路上，谢德体跟随侯光炯乘木船、坐公交、挤火车、搭板车，从长宁、江安、泸州经隆昌、永川，最后才到北碚，遭遇了列车晚点、大雾封渡、错过班车等突发状况，两人买站票才挤上了火车。

　　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段旅程简直太折腾了！但是星期一大早，侯光炯就准时站在了讲台上。

　　“侯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答应了的事情一定要办到。”谢德体感慨万千。

　　侯光炯鼓励学生走出课堂，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把科学研究与农民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还要求学生在野外考察时，做到边行、边观察、边记录、边思考。凡是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就会做到。

　　“只有把教育的根深深扎进土地，才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谢德体说，这是侯光炯教会他的道理。

　　这些年，谢德体始终坚持“将实验室延伸到田间地头”，带领学生奔走在云贵川渝等地。他在担任全国土壤三普专家技术指导组顶层设计组副组长、西南片区技术组组长时，时常带着团队在田野乡间“挖泥巴”，给土壤“摸家底”“做体检”。

　　近年来，谢德体作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在学院设立“光炯创新实验班”，担任学业导师，努力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

　　该校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王帅曾是谢德体的硕士研究生，他对此深有体会：“我虽然没有见过侯光炯院士，但从谢老师身上就能看到他的影子。”

　　“富有的穷教授”对自己的生活很“抠搜”

　　1956年2月28日，侯光炯院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新生命开始的纪念日，从今天起，我把我的智慧、力量和生命都交给党……”

　　侯光炯纪念馆里，除了这本日记，还有一份他从1966年至1976年交党费的记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个月交的党费都在200元左右，有时竟高达800元。10年间，他交纳的党费共计17000多元。

　　作为院士、一级教授，侯光炯的收入应该不少，原本可以很富有。但他总是缺钱，甚至显得有些穷，以至于有人开玩笑地说，他是“富有的穷教授”。

　　这是为何？原因在于他一生简朴，对自己的生活“抠搜”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长宁县农村蹲点，侯光炯吃的是粗茶淡饭，一碗豆浆、一个蒸蛋，就算是改善生活。他住的地方，是茅草屋、庙宇或者是破烂的乡公所，直到1990年，他才搬进位于长宁县城的自然免耕研究所大楼。子女为他添置的新衣服，他舍不得穿，有的还送给了当地农民。

　　但他也有“大方”的一面。每个月，他除了留下基本的生活费，余下的工资、稿费、奖金，大部分都被他拿来作为党费、科研教育经费和“土壤学青年奖励基金”。对有困难的农民，他更是常常慷慨解囊。

　　有一次，一位农民来找侯光炯，想要一点杂交水稻种子和复合肥。侯光炯立马答应下来，让他去找会计拿。到了晚上11点钟，侯光炯突然想起这件事，就询问会计。

　　当听到会计说“他没有钱，没有拿给他”时，侯光炯立马站起来：“他没有钱，我有钱呀！你记到我账上。”随后让人称了几斤种子，抬上一包肥料，连夜送到那位农民家里。

　　“这些故事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王帅刚入学时就听到了这些故事。如今，他给本科生开设了一门“土壤学与土地资源学”课程，除了讲授专业内容，总是会把侯光炯入党第一天的日记，以及他立下的“粉身碎骨以报党”的誓言，讲给学生们听。

　　“我们学院每一届新生入学，参观侯光炯纪念馆都是‘开学第一课’。”该校资源环境学院研二学生何春波说，他在广西考研成功后，老师问他考上了哪所学校。当听到他回答考上了西南大学时，老师随即赞叹道：“那里曾经有一位有名的老科学家侯光炯。”

　　“侯光炯院士自称是‘农民的儿子’。从外表上看，他的确像一位老农。但他的精神，在我们心中就是一座丰碑！”何春波激动地说。

　　作为学院土壤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王帅和何春波积极参与侯光炯院士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策划，并表演了诗朗诵《大地守望者》。

　　“这是我们参演者一起创作的，把我们对侯光炯院士的敬仰之情蕴含其中。”何春波说，正如诗歌里所说，“我们将接过侯光炯的火炬，用青春与信念，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