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烈士陵园浩气长存群雕。 　　（本版图片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提供）

罗广斌本人及《报告》原件。

配有警钟长鸣的“狱中八条”展示。

《红岩》小说第一版。

　　1949年12月25日，在白公馆大屠杀中脱险的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上报《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罗广斌在《报告》中对狱中斗争的历史回顾和反思，又为其以第一作者身份创作长篇小说《红岩》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史料，1961年12月，《红岩》小说出版发行，引起轰动，感动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成为“共产主义的教科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的功效作用，强调树立历史思维，汲取历史教训，获得历史智慧，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引向深入。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对红岩精神作出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红岩精神所蕴涵的光荣革命传统，丰富了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特别强调“狱中八条”作为烈士们临终前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重庆解放75周年，罗广斌诞辰100周年。今天，是罗广斌将《报告》上报重庆市委75周年的日子，他是狱中讨论的参与者、见证者，是狱中意见的受托者、整理者，是之后的“狱中八条”的奠基者，他也是红岩精神的践行者、传播者，值得我们永远赞颂。今天，我们纪念罗广斌，就是要发挥“狱中八条”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始终铭记“狱中八条”，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一）

　　摧枯拉朽 负隅顽抗

　　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等方面优势明显。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人民解放军，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至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1947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并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和发动农村武装力量，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

　　川东地下党面临的形势：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历史背景下，处在国统区的川东地下党却面临三种不利形势。一是上级组织远：1947年3月，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的全体同志被迫紧急撤返延安，来不及建立领导秘密党组织的新的领导机构，川东各地党组织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1947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派时任副书记的刘国定（后叛变）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局负责西南工作的钱瑛。接上联系后，钱瑛指示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王璞负责清理联络川东地区的党组织。虽然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川东地下党组织离在上海的上级党组织距离遥远，加上正值战争时期，很难及时得到上级组织的全面领导和具体指示，主要靠自身判断形势、应对时局、建设组织、开展斗争；二是自身力量弱：1947年，按照钱瑛的指示，王璞虽然负责清理联络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川东临委，但组织力量经过长期消极隐蔽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党员干部实际斗争能力未得到有效提升，有的甚至退化，力量相对较弱且分散，群众基础并不牢固；三是反动势力大：国民党政府在川东地区统治多年，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川东地下党组织在该地区的力量，具有绝对的优势。在政治上，国民党在川东地区是执政党，控制着庞大的行政系统，实行严密的保甲制度；在军事上，国民党在该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如罗广文部108军约4万人的正规军，特务组织庞大，此外还有省保安队、县警队等。

　　（二）

　　疯狂反扑 分化瓦解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推进，已到川陕边界，受到巨大鼓舞的川东地下党，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前线反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的兵源粮源，于1948年1月至9月在上下川东地区领导了奉大巫、梁达大、华蓥山共三次大规模打旗号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三次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下均遭失败，其中负责奉大巫起义的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江竹筠的丈夫）、负责华蓥山起义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等先后牺牲。

　　1948年初，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发行方针由对内发行改为对敌攻心后，国民党对川东地下党实施更加疯狂、残酷的破坏和镇压，由此导致时任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等人被捕。为了苟且偷生，刘、冉二人展开叛变竞争，堡垒从内部击破，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鋕等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影响波及成都、上海、南京等地，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共133人。

　　“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挺进报》遭破坏”以及“刘国定、冉益智等人叛变”这三件事相互关联、互相交织，强大的敌人疯狂反扑，招招致命，让川东、川康组织遭受自抗战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

　　（三）

　　身处魔窟 深刻反省

　　在白公馆、渣滓洞，绝大多数被捕人员经受住了国民党特务残酷刑罚的折磨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死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狱中革命者对刘国定、冉益智等党内极少数中高级领导干部变节、投降行为感到无比震惊和十分愤恨，对川东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感到无比痛惜，同时对党的事业发展和革命前途充满担忧，部分同志开始以自我反思的态度、自我革命的意识，产生了将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的情形和教训总结出来并带给狱外党组织的想法。

　　狱中革命者展现出的自我革命意识，源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优良传统的熏陶，源于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自我革命优良品格的感染，源于南方局对辖区党员长期的严格教育管理。如整风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作动员部署和总结报告，《新华日报》根据相关要求组织撰写《整顿三风与思想革命》等文章，让整顿三风这场思想革命成为每一个党员、首先是每一个干部的共同认识。南方局领导的整风学习，不仅在南方局机关进行，就是在转移隐蔽的国民党统治区各省组织以及秘密活动的各地的“据点”，也尽可能地进行，重庆地区许多“据点”成员都参加过学习。如先后担任过川东地委委员、川东南岸工委书记的唐虚谷就曾到红岩村南方局举办的学习班学习，被捕后关押于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与杨虞裳、雷震等党员干部组织难友学习。狱中的共产党员，由于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培养和影响，在面对死亡威胁时，毫不悲观，而是敞开心扉，冷静理性，运用整风经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反省组织、反省叛徒、反省自我，渐渐形成了对川东党组织被破坏、党组织负责人叛变、狱中斗争情形的初步认识、建议。在国民党监狱这个熔炉里，泛起沉渣，炼出了真金。

　　（四）

　　血泪嘱托 不辱使命

　　“狱中意见”从难友们在狱中酝酿、讨论到罗广斌出狱后写作完成《报告》，经过了五个阶段。

　　罗广斌接受任务。1948年9月，中共党员罗广斌被关押进渣滓洞监狱后，接受曾是党内上级的张国维提出的注意在狱中搜集川东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广泛征求难友们意见、总结失败的教训、出狱后向党组织汇报的任务。罗广斌接受了这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积极和狱中难友交流并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从而获得了更多川东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信息。

　　渣滓洞的讨论。1949年1月16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牺牲一周年的纪念日，江竹筠借机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1.被捕前的总结；2.被捕时的案情应付；3.狱中学习情形。”难友们对大纲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次讨论，对罗广斌进一步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以及提高狱中革命者的斗争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白公馆的交流。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至白公馆，与他同关押在楼下二室的有自己的入党接收人刘国鋕以及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的王朴，曾任《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等人。他们交流、讨论、反思、总结，也使罗广斌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临刑前的嘱托。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等30名革命者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于电台岚垭……面对国民党的屠杀，难友们知道自己活着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他们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等方面总结川东地下党等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及其原因，讨论的结果都告知罗广斌。

　　罗广斌撰写报告。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革命者实施集体大屠杀，罗广斌成功策反白公馆看守杨钦典，带领18名难友顺利脱险。脱险后，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奋笔疾书，认真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仅用25天，就向中共重庆市委上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

　　（五）

　　总结提炼 条条扎心

　　这份十分珍贵的《报告》现被珍藏于重庆市档案馆。20世纪80年代，曾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胡康民在调查川东地下党革命斗争历史时，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报告》，立即对《报告》特别是“狱中意见”进行深度挖掘、深化提炼，并于1989年在《红岩春秋》杂志《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上以《血与泪的嘱托》为题公开发表，正式对外公布，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狱中八条”：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八条”应运而生，每一条背后都有惨痛的教训，真是条条扎心、字字凝血。

　　（六）

　　振聋发聩 令人警醒

　　“狱中八条”是牺牲的共产党员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而给党留下的血泪嘱托。罗广斌的《报告》，胡康民的提炼，以及后来广泛持续的宣传传播，“狱中八条”发挥了咨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以历史关照现实，从局部影响到全局，从一份地方党史资料成为全党自我革命的珍贵历史文献，至今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铭记“狱中八条”，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员之所以能通过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刘国定等叛徒则丧失理想信念，忘了初心使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守我们党在奠基创业时的初心，树立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铭记“狱中八条”，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1947年钱瑛给川东地下党下达任务时着重强调：多发展小型游击队，发动小型游击斗争，如搞大规模的打旗号的武装起义，一定要经过上级领导批准。而奉大巫武装起义打着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的旗号，华蓥山武装起义打着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的旗号，且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均未经过上级的批准，导致起义失败。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铭记“狱中八条”，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狱中同志们认为，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在川东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原本是正确的，但极少数领导川东武装起义的同志虽然对党忠诚、勇敢战斗，但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准备又急于求成，发生“过左的盲动作风”。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组织路线，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不可摧的组织保证。

　　铭记“狱中八条”，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相较南方局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后来在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以及恢复联系后的一段时期，部分领导成员消极隐蔽，却没有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随着职务的升高，甚至出现了生活腐化、思想腐化等问题。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始终勇于担当作为，善于干事创业，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铭记“狱中八条”，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狱中八条”本身就是狱中共产党员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真知灼见。如狱中同志们讲到，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人品是好的，但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拿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一味迁就。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铭记“狱中八条”，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川东地下党在特殊环境里管党治党不够严，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坚决执行上级指示，部分下级党组织和干部自行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有的领导干部是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有的甚至恶意诬告下级。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敢于刀刃向内，一刻不停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