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重庆卫生健康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勇于担当、苦干实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今年国庆前夕，记者走近3位重庆卫生健康系统离休干部，倾听他们的故事及他们眼中重庆卫生健康事业的变化。

　　力飞（106岁）：

　　如今还在关注卫生健康领域消息

　　“这不是《老同志生活》吗？我平时很喜欢看。”9月24日上午10点过，在重庆医药高专附一院家属区的一栋老房子里，106岁的力飞接过家属带来的两本杂志，一下就念出了封面上的书名。

　　学通信出身的力飞，曾抄收日本投降的重要电讯，后来，她又“转战”卫生系统。

　　“我本来姓高，最早的名字叫高成璋。”老人的语速很慢，讲述起她年轻时的经历。

　　1918年农历四月，力飞出生在湖北枣阳一个书香门第。“七七事变”后，正在读高中的力飞和许多青年一样，满怀报国之志，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夏季，力飞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陕北公学正在招生，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抗战。

　　“到延安去！”力飞说服母亲，冲破重重险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青年学生一起抵达延安。

　　最初，力飞就读于陕北公学关中分校，因成绩优异，被选送进八路军通讯学校，毕业后还在研修班学习了半年。

　　1941年，力飞被调到《解放日报》社做无线电报务工作，负责国际新闻电讯稿的收报。

　　参加革命后，她把名字改成了高力飞，后来大家都喊她力飞，于是她干脆以“力飞”作为自己的常用名。

　　1945年8月10日，领导对力飞说，当天由她值夜班。当时力飞就有一种预感：这个晚上可能会有重要的新闻传来。

　　果然，一条来自国外媒体的急电出现。力飞全神贯注地记录着电文，整条新闻抄收完毕后，新闻内容让她震惊：日本投降了！

　　那一刻，力飞感觉到热血“哗”地一下激涌起来，她立刻将抄报纸递给有关同志。很快，这份举世瞩目的电讯稿被迅速译出：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

　　力飞抄收的这份电讯稿，立刻被新华社播发，特大喜讯像风一样在延安传开，并传向全国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力飞随丈夫从东北到了北京，又从北京来到重庆。她先后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市第四人民医院（现重医附二院）、市卫生局（现市卫生健康委）工作，并于1972年退休（1979年改为离休）。

　　力飞的六女儿胡小梅说，母亲行事从不张扬，常常教育7个子女说，在自己擅长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虽然母亲年纪大了，但她对卫生健康领域的消息特别关注。”胡小梅说，此前，力飞患上骨质疏松，摔倒过几次，就医时看到如今医院宽敞明亮的环境，老人十分欣慰，连连夸赞“医院好了，技术也很好”。

　　“我在手机上就可以预约明天的号”“去医院看病不用带以前的检查结果，医生直接在电脑上就能查”……老人在听家人分享这些消息时格外认真。她说：“我相信，老百姓的健康会越来越有保障！”

　　张培林（94岁）：

　　曾在工人疗养院工作多年

　　身着土布军装，脚穿黑色布鞋，脸上还带着稚气……在张培林的相册里，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75年前，他刚来重庆时拍的。

　　在“把胜利大旗插到西南去”的号召下，1949年，年仅19岁的张培林随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从南京启程，跋山涉水，几经辗转，来到刚解放的重庆，从此在重庆扎下了根。

　　抵达重庆后，张培林被分配到西南劳动部从事人事工作，1953年调到西南第二工人疗养院。

　　“那时一批工人疗养院在全国各地陆续兴建。”张培林说，他所在的西南第二工人疗养院，位于背山面水、山清水秀的南温泉，能容纳大约两三百人疗养。疗养院以疗养为主、治疗为辅，一些患有慢性病、职业病的工人在此得到有效治疗，身体慢慢恢复健康。

　　1954年，张培林被调到位于北温泉的四川第四工人疗养院，直至1959年离开。

　　“后来，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很多工厂也有了自己的医院和休养所，工人可以就近享受休养。我离开后不久，许多工人疗养院都因完成使命停办了。”他说。

　　1962年至1984年，张培林在重庆市卫生局工作，之后，他又调任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现合并为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直至1991年离休。

　　“我刚到三院时，院里只有照光机。20世纪90年代后，CT、核磁共振、彩超等先进医疗设备都陆续添置起来。”张培林回忆道。

　　不仅是硬件设施。过去，重庆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以中专生、大专生和本科生为主，且中专生占多数；从20多年前开始，则以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为主，各大医疗卫生机构引进大量高学历人才，大大提高了全市医疗卫生水平和质量。

　　“如今，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6岁，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均寿命的35岁，增长了一倍还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而重庆人均期望寿命更是达到了79.39岁。”张培林感慨道，这体现了75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巨大进步，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张宾（93岁）：

　　见证重庆职业病防治从无到有

　　9月19日，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家属院里，93岁的张宾家大门口、客厅电视机旁、沙发周围，都插上了五星红旗和党旗。“我的生命、知识都是党给我的，我会永远跟党走，努力解除老百姓的病痛。”这是老人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1931年，张宾出生在湖北钟祥。“1948年，襄樊战役爆发，17岁的我跟全班同学一起参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成立中原卫生部直属医院，我被安排到直属医院二所担任卫生护理员。”张宾说。

　　淮海战役结束后，张宾所在部队辗转安徽、湖南，随着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的建立，他所在医院被改编成该校直属医院。1950年，在红岩村成立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直属医院被改编为西南革大医院，后来又改成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医院。1954年，医院整体移交给重庆市卫生局。

　　1957年，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綦江成立三江钢铁厂，需要医院，张宾所在医院又整体搬去三江镇，次年更名为重庆三江钢铁厂职工医院（以下简称三江医院）。

　　彼时，三江医院不仅要服务三江钢铁厂的职工，还要服务周边数万群众。三江镇周围厂矿企业特别多，三江医院因此在各类职业病防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1971年，医院接收到一位因机械操作失误，导致左手断肢的患者。当时在全国，断肢再植手术只有上海在1963年做了第一例。在张宾的组织下，数名医务人员精诚协作，成功完成全国第二例断肢再植手术。后来，他们陆续又做了6例，技术水平全国领先。

　　“经历战争，见过生死，我明白人的一生要有一种东西支撑，那就是信念。我希望尽我所能救治更多病人。”张宾说。

　　1980年，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加强劳动保护和职业病防治的号召，重庆迫切需要一家医院牵头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我们医院来！”张宾说，“党和国家需要，就应该义不容辞。”

　　当年，三江医院更名为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张宾带领团队率先在全市范围内推动厂矿企业职工建档建卡工作，为职工建立详细的健康档案，针对有毒有害工种职工，还设立健康卡片。

　　同时，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职工体检活动，确保职业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乡镇企业劳动卫生条件相对落后，职业病防治任务艰巨。那时，我带队对乡镇企业职工的健康状况及劳动卫生条件进行调研，为乡镇企业职工的健康档案建卡。”张宾说。

　　不仅如此，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科研学术活动，鼓励医务人员探索职业病防治新理论、新技术，目前已能有效诊断10大类132种法定职业病。

　　“现在，重庆报告职业病数量逐年减少，全市新增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数十家，说明我们技术服务能力增强，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得到提升。”张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