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的曾在解放碑升起的五星红旗。（本报资料图片）

重庆沙坪坝白公馆，游客们正在参观“狱中红旗”。（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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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中区长滨路的江边上，近处，一对对年轻人在夕阳下手牵手，欢笑着漫步而行；远处，江面上一艘艘两江游船已经亮起灯光，来回穿梭于这座山水之城。再晚一些，山城的璀璨霓虹将点亮长江两岸，整座城市将沉浸在流光溢彩之中。

　　江水无声，历史有据。75年前的这处江边，也是一片舟帆楫影，那些横渡长江的小船上，没有渔火点点，却承载着一道道划破黑夜的星光。

　　那是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后，开始横渡长江，傍晚时分，解放军先头部队兵分几路从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现在的渝中半岛，至此，重庆市区宣告解放。

　　山城破晓，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2月1日，较场口磁器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蒋万锡第一次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身影——他们一边吃着稀饭馒头，一边和周围的群众聊天。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现人民解放纪念碑）旁，五星红旗已经升起。数日之后，在十余公里外的白公馆平二室牢房，脱险志士罗广斌找到藏在地板下的红旗……

　　当时光的书页被再次翻回今天，曾经重庆市区最高的建筑——人民解放纪念碑，已被周围的高楼大厦紧紧包围。全国各地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争相一睹这座铭刻着人民解放这一重要时刻的不朽丰碑。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当年18岁的蒋万锡如今已93岁高龄，当年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个革命者们亲手制作红旗的故事也正随着“绣出一片新天地”的优美歌声传遍全中国……

　　“75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了解放军”

　　8月27日清晨，阳光开始慢慢炽烈，坐在自己房间的窗边，93岁的蒋万锡说，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想起75年前的那个冬天，“虽然季节不一样，但是那种天色越来越明媚的感觉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

　　那时的蒋万锡，还是求精中学的一名学生。

　　聊起往事，老人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75年前，我不仅看见了杨森溃逃的样子，还第一次看见了解放军。”虽然已是鲐背之年，但这份记忆对蒋万锡来说清晰得仿如昨日。

　　回忆，从1949年11月29日开始。

　　那天，蒋万锡从学校回家，路过杨森公馆时，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重庆最后一任市长、国民党将领杨森，“他坐在那辆气派的敞篷美式吉普车上，但看上去垂头丧气，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蒋万锡说，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向往已久的胜利即将来临。

　　真正让蒋万锡意识到重庆解放了，还是1949年12月1日的早上。那天清晨，在较场口磁器街，蒋万锡看到两个解放军战士一边吃着简单的稀饭馒头，一边和周围的群众聊天。“我当时心里一喜，赶紧跑上前去打听消息，战士们说，他们一路翻山越岭，从白马山一直走到了重庆来，是头天晚上进的城。”

　　说起那一刻的场景，蒋万锡记忆犹新，“我还记得旁边有人壮着胆子问了一句，‘是真的解放了吗？怎么你们的人不多呀？’解放军战士耐心地解释说，大部队没有进城，而是去成都追赶蒋介石残余部队了。解放军还派了专人深入银行、仓库、电台、政府机构、电厂等进行保护，防止国民党破坏。”

　　蒋万锡说，当时围观的男女老少都认真地听着，左一句右一句亲热地喊：“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

　　兴奋的蒋万锡，没有直接去学校，而是在街上走了一圈。他发现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欢迎解放军入城”“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蒋万锡还看到了新中国的国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有市民照着报纸上刊登的国旗图片，特意让裁缝做出来的。

　　当天晚上，意犹未尽的市民们举着用船夫拉船的纤条篾片做成的火把在抗战胜利纪功碑游行。

　　蒋万锡，只是重庆解放的万千见证者之一。在窗明几净的重庆图书馆里，一份份老报纸也忠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一篇篇报道就像一台留声机，向人们细述着重庆城那一日的狂欢。

　　当天，《大公报》用特大号标题刊登了以《重庆解放了》为主标题、《全城欢声雷动爆竹喧天 百万市民庆幸黎明到来 解放大军昨由南岸渡江进入市区》为副标题的新闻：

　　“昨晚当一队解放军在爆竹欢呼声里行抵较场口上武巷口时，街中一家‘良友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满街人民同时随声合唱，那雄壮无比的歌声，表现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高昂意志是多么的坚强。

　　这时有人出面欢迎这队解放军到附近旅馆住宿。他们连忙用北方话说：‘不好，不好，我们身上泥土太多了，弄脏了床被。’说后，带队的又继续带着他们的同志列队向中兴路去了。这些只是昨晚的一点点情形。今天解放大军入城的那种热烈伟大纪实，要等明天才能向读者报道。”

　　解放碑旁升起五星红旗

　　1949年12月1日的重庆城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涌上街头的群众来到抗战胜利纪功碑，发现这里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时群情振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这面五星红旗已经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见证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它用红绸被面和黄布制成。”三峡博物馆藏品部主任罗霞说，这面红旗是由红岩小学老师缝制。1980年，原重庆市博物馆得知该红旗的线索后，便派征集部工作人员持介绍信，从育才学校老师梁承栋处征回，一直馆藏至今。44年来，它一直是博物馆里的热门展品。

　　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档案里，记录着这面红旗的捐赠者——梁承栋女儿梁文的联系方式。于是，我们找到了已经退休的梁文。

　　梁文说，父亲已于2015年去世，他的革命经历一直让后人们感到自豪。“父亲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就被父亲写进了日记里。”

　　根据梁承栋的记录，1948年8月，他奉中共社大支部派遣去育才学校任总务主任兼红岩小学校长。

　　翌年11月，重庆即将迎来黎明时刻。一天晚上放学后，梁承栋特地留下几位进步老师在学校二楼会议室开会。他满脸兴奋，激动地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告诉给老师们：“刘邓大军已经向西南进军了，重庆快解放了！”

　　听到这一消息，整个会议室沸腾了。在座的每个人都无比振奋，那个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随后，梁承栋建议做一面五星红旗来迎接解放，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赞同。梁承栋拿出秘藏的《群众》杂志，上面有五星红旗的图样。老师们围在一起，赶紧张罗起来。

　　由于当时物资紧缺，市面上很难买到红布，梁承栋想起了家里的红绸被面。那黄色的五角星怎么办？梁承栋的妻子聂冰华连忙跑回宿舍，翻出梁承栋的一条黄色咔叽布（即卡其布）裤子，聂冰华的母亲屈镜明也来帮忙。

　　老师们根据杂志上五角星的比例，把放大的五星贴在黄布上剪下。由于会议室的圆桌太小不好摆，他们就拿着红绸来到屈镜明的大床边，将五角星照着杂志上的位置贴好。屈镜明用针线把五角星固定好后，几个女老师再一起缝制。

　　大家从晚上9点多，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他们做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梁文说，虽然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撤退，但重庆的气氛仍旧很紧张。

　　五星红旗缝制好后，老师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外站岗的老师也跑进屋来和大家拥抱。最后，梁承栋将缝好的五星红旗收起来，秘密地放在一个衣柜底下保存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市区解放。当天，解放军先头部队5个营进入市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一大早，几名学生敲打着梁承栋房间的窗户，告诉他解放军来了。梁承栋赶紧跑到校门口，看到了身穿着灰布军装头戴五角星军帽的解放军。

　　“解放军进城了！”梁承栋一路跑回学校，边跑边喊。他回家翻出那面五星红旗，找来竹竿穿上，和同事聂清海等人，跑到红岩小学的三楼上，亲手将五星红旗高高地立起来。

　　1949年12月1日上午，梁承栋所在的红岩小学师生和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师生一道，组成大约200人的队伍，从红岩村出发，一路游行到抗战胜利纪功碑。红岩小学教师唐宗翰手持这面五星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一路挥舞着，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道路两旁拉起了“庆祝重庆解放”的横幅，游行路上不断有人加入。中午到达抗战胜利纪功碑时，梁承栋和社会大学的学生一起，将这面五星红旗插在了抗战胜利纪功碑旁（现解放碑重百大楼所在地）的二楼楼顶。

　　梁文说，父亲告诉她，几天后，街上陆续出现了许多五星红旗，梁承栋这才将红旗取了下来。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梁承栋需要将其带回家继续当作被面使用。

　　如今，展柜里的红旗已经略微褪色，但这并不影响它带给观众们的震撼，“当它高高飘扬在重庆上空时，人们该多么兴奋，这一幕肯定深深镌刻在了当年那些见证者的脑海里。”从武汉来重庆参观的方悦林一边给这面红旗拍着照，一边感叹道。

　　狱中红旗承载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梦想

　　就在育才师生成功升起五星红旗数天后，在数十公里外的白公馆看守所，罗广斌小心翼翼地从牢房的地板下，取出一面被藏起来的红旗。如今，它被陈列在红岩魂陈列馆内。

　　“它虽然并未真正升空飘扬，却承载着狱中革命者为之奋斗毕生的梦想，是一面真正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

　　“狱中红旗”用绣花被面制成，与真正的五星红旗不同，其最大的一颗五角星位于旗帜的中央，其余4颗小五角星则位于旗子的4个角。

　　这面红旗是如何诞生的？

　　王浩说，1949年10月7日，被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被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叫住。黄显声小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

　　放风结束后，罗广斌回到牢房，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同室难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互拥着倒在地上打滚。

　　夜深后，革命者们仍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见此情景，罗广斌动情地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据成功脱险的毛晓初撰文回忆：“老罗（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

　　之后，大伙儿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在贴5颗星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贴，有人觉得5颗星应该一字排开，有人认为5颗星应该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

　　讨论很久后，他们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4个小五角星贴摆在4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毛晓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最后，大伙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分批杀害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内的革命者，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之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再现了狱中制作红旗的情节，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新版川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也艺术化呈现了革命志士狱中绣红旗的场景，让观众印象深刻。

　　王浩称，这面红旗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其体现了以陈然、罗广斌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见证了他们不懈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并寄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