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是“口述者”
第009版:两江潮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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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是“口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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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1 月 12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重报艺文志·口述

这一次,我们是“口述者”

  清澈的眼睛,闪着温暖的光,围在火堆旁看老照片,记忆停在故乡……

  这首《回家》,是2023年“重报艺文志·口述”专栏其中一期短视频的片尾曲。音乐响起时,很多人,泪湿了衣襟。

  过去一年,我们精雕细琢,跟随11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穿行在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起一个个值得被重述的片段,和他们一道,回到他们的精神家园。

  用亲历、亲见、亲闻的叙述,还原时光,记录时代,是我们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11位长者,就是11座高山。一年来,我们从他们身上读到了青春、理想、热爱、坚持、坚韧、阔达……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口述者,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在2024年的第一期专栏里,我们将自己切换为“口述者”的身份,坦陈一个记录者在面对一座座高山时经历的忐忑、探索和收获。

  我们将带着这样的收获,一路走下去。

  ——编者

  

  河流与高山

  赵欣

  那是2023年的第二个星期二。那天天气晴朗,没有太多的风,阳光明晃晃,是残冬里的小阳春,一切都刚刚好。我起了个早,出门吃了碗面条,跳上一趟略显空荡的六号线,不紧不慢,赶去重庆自然博物馆。91岁高龄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先生,将在那里等着与我见面。

  为了这次见面,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天。我在2022年12月21日第一次跟黄老通了电话,再搜索号码加上了他的微信。某种意义上说,年龄如祖孙般悬殊且人生从未有过交集的我俩,从那天开始,便是赛博世界里的网友了。但网络两端的我们,仍如此陌生。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拜访。我的领导和同事知道,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和工作人员也知道。事情的缘起,是我供职的重庆日报将在新年推出一档全新的深度人文专栏——重报艺文志·口述,它将目光对准重庆文化界那些年高德劭的前辈。黄万波是开栏第一位访问对象。

  之所以邀黄老作为开栏嘉宾,并不仅仅因为他已91岁。众所周知,早在1985年,黄老在重庆巫山龙骨坡发现巫山猿人下颌骨化石,就此刷新了中国远古历史开篇,将中国史前文化向前推进100多万年——他让我们看到岁月更迭、沧海桑田,他链接起了远古与今朝。

  但对我而言,承担起这档重磅专栏的开篇访谈,太难!我如此清楚地记得任务安排下来时内心的无措,就像面对一碧万顷的湖泊,我清楚水下藏着宝藏,却苦于不知如何去获得。那时黄老在我心里只是一个符号,他的研究我虽略知皮毛,实则我疑心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在文化艺术领域扎根的写作者,我哪来的勇气去跟如此资深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对话?我想我那时为数不多的底气,来自于这份职业生涯里从未熄灭过的好奇。尤其是对那些经历过我未曾经历过的年代的前辈们,我从来都怀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我渴望去倾听。

  比约访黄老更早,我采访过94岁的京剧艺术家席慧馨、91岁的著名演员卢燕,七八十岁的老艺术家就更多了。跟他们聊天,记录他们的往事,探寻他们的精神世界,再把我体验到的感动分享给读者。花开花落,雁过留声,启迪后来者,真是一个奇妙而愉悦的过程。

  “我很喜欢跟老先生聊天。”“可以。时间可以晚一点,等我完全恢复元气。你看可以吗?” 我第一次给黄老发讯息时,他刚遭遇了时疫。十几天后我们见面,如开篇所言,一切都刚刚好。整整一上午的畅聊,比预计的一小时严重超标,黄老似乎也不累,时不时开怀大笑。

  他的笑让我原本紧绷的心轻松了不少。但写作的过程却依然煎熬。真是啃硬骨头一样的挑战呢,时隔一年,我还这样想。毕竟,黄老的人生是一位古人类学家的成长历程,与我熟悉的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不同,古人类学是更为严肃的学问,讲究严谨的科学论证。

  如何去描述那些黄土漫漫的考古工地上,一点点发掘出来的兽骨、头颅、石器等远古遗存?如何将黄老身上蕴藏的不平凡的力量传递给读者?或者更通俗地讲,如何让这位在相对冷僻的古人类学领域耕耘一辈子的老人的故事,可以不那么枯燥地被更多读者知道?

  赶在截稿前一天,我最后确定下写作的路径,还是希望将老先生还原为一个相对普通的人。我没有去仰视他,只是试图去跟随他。跟随他穿越历史,回到已湮灭在时光里的人生长河中,去打捞他的一个个值得被重述的片段,择其要者,连缀成篇,仅此而已。

  几乎是一气呵成,“重报艺文志·口述”开篇《黄万波:把91岁当19岁来过,我要找到第二个“龙骨坡”》出炉了。初稿8000多字,起笔之后酣畅淋漓,甚至产生了刹不住车的错觉。

  初稿发给黄老,他在审阅意见里这样写道:“我确实认真地读了多次。1、撰写得好,2、由于古人类学不熟悉,难为你了,做了不少修改与补充,供参考。”稿件编发后他很满意,“看了。好,主要是你们抓住了好题材,加上你文笔好,好上加加。”“应为好上加好。”他补充道。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尽管稿件并不完美,但至少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出发了。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站在2024年的起点,回忆与“重报艺文志·口述”同行的一年,终究有些百感交集。在这篇类似年度总结的手记里,用如此长的篇幅拉着黄老絮絮叨叨,我想很有必要。

  我在完成一个文本实验,以口述专栏记录人的身份,就口述专栏的开篇进行口述。在这段口述里,我坦陈了一个记录者在初时的困惑,在路上的探索,在一番试炼中鼓足勇气去接受挑战,并且带着挑战得来的宝贵经验,继续迎接下一个、再下一个挑战。

  这一年,我一共访谈了5位前辈。写得相对顺手的是91岁的新中国第一代歌剧演员翟秋芳,而包括黄万波在内,97岁的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创始人郑惠连、80岁的短跑名将贺祖芬,以及86岁的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王朴烈士胞妹王静,这4位老人的采访都多有不易。

  上海医学院西迁史、儿童保健学科史、新中国早期田径运动史等等,为了走近他们,我一次次拓宽自己的知识场。但我也保持着清醒,我去如海的资料里拣选,只是期待对口述人所处的场域建立起更多感知,从而去更好地还原口述人本身,那些值得被纪念的部分。

  我一直这么认为,口述的核心是人,但口述的意义,又不仅仅在于人。

  与老前辈们聊天,表面看,聊的是个人往事;往深了讲,关乎时代记忆。

  我会为一次访谈阅读海量资料,设计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很个人,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通过阅读口述者的人生,或许有助于我们停一停,想一想,反观自身。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逝者如斯,川流不息。时代在改变,但本质上来看,人性是永恒的。与那些闪光的灵魂靠近一点,再近一点,你会感受到涌动的暖流,获取一种向上的力量。

  于我而言,走近一位位前辈与他们面对、深谈,如同在峡谷中的一条蜿蜒河流里行船,一路风光无限,忽然河流拐弯,眼前耸立起一座高山。他们是高山,值得我们稍稍靠岸,一番探看。他们的智慧和品格,就是我们这趟旅程最美的收获。

  

  走进他世界,方知我是我

  韩毅

  仰视构图,铁索桥由远及近,线条简洁,如同乐谱;桥面上,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犹如音符,奏响激昂奋进的冲锋序曲……

  有人说,对一个人最好的缅怀,就是读他的作品。站在刘国枢先生的代表画作《飞夺泸定桥》前,我不禁思怆然,悲泣切。

  1月6日,小寒,陆游眼中“菊枝欹倒不成丛,井上梧桐叶半空”的时节,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我参观了“新动能——全国青年油画学术研究展”。一件件青年硕、博研究生的油画作品从眼前“划过”,耳畔愈发清晰地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生命很短,艺术很长,处于创作旺盛期的青年艺术家们,要面对自己内心执着而热爱的事情迎难而上。”

  循声望去,川美校园,水墨盈香,流云舒卷依旧,然先生已逝,不可执笔,唯“丹青之外见奇思”。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初识刘国枢先生,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小学课本上那幅《飞夺泸定桥》的插图,是最初的印象。年长后,读罢毛泽东“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儿时的图像记忆涌上心头,助我实现了情感链接和思想升华。

  真正走进先生的世界,则缘起去年8月的一次专访。彼时,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推出的“重报艺文志·口述”专栏,把目光“盯”上了这位104岁的著名艺术家。受领任务后,我内心惶恐又忐忑。一般理解,口述历史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

  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它在中、西方均已发展数千年。我国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前,也曾四处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在《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柯刺秦王的资料,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更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源于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

  然而,口述史“由谁书写、为谁书写”“个体经验如何链接集体认同”“主观意愿怎么应对时间张力”……尤其是,在叠加进新闻学方法论后,如何用“过去的声音”进行现场化重现,如何避免高强度的情感温度和思想力度介入叙事?林林总总,时至今日,史学界、新闻界均莫衷一是,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所言:“口述历史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

  由此,我惴惴不安。

  直到小心翼翼叩开刘国枢的家门,先生虚怀若谷的人生态度,以及“功成不居”的处世哲学,方才打消了我的顾虑。

  谈及自己成就,身为中国第二代油画家、“四川画派”重要奠基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他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画画和教书”“最高兴的是,一辈子能拿起画笔,这让我很幸福;最满意的是,一辈子是一名教师,培养学生在艺术的摇篮里长大”……何等云淡风轻。

  谈到油画民族化、中国化发展时,尤其面对上世纪60年代美术界著名的“苏派班”与“罗派班”之争,他却激动异常、据理力争,也正是基于他注重把艺术和社会相结合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熔铸在油画根脉之中,铸就了川美油画的辉煌。

  聊到1980年罗中立创作的《父亲》引起较大争议时,他却又睿智地表达了“形象大于思维”的绘画艺术特征,委婉指出批评者过于上纲上线、过于僵化……

  一篇成功的访谈文章,七分靠采访、三分靠写作。随后,我以《104岁“川美油画之父”刘国枢:我一生只做两件事,画画和教书》为题,推出了深度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就成了“刷屏之作”。

  无语凝噎,掩涕永哀。去年12月12日,先生与世长辞。该文亦成了他最后一次在媒体前公开露面的报道。

  抢救性“打捞”城市记忆,这让我对口述史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回望我的2023,与“重报艺文志·口述”同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作为“中国诗歌重镇”,从《诗经》《楚辞》的古诗源头,到长江三峡的李杜华章,再到吴芳吉、何其芳、傅天琳、李钢、李元胜等群星闪耀的新诗创作,有诗人作诗咏叹: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

  传承重庆文脉,诗歌是重要领域,而著名诗评家吕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臧克家曾点赞他的文章“说理明晰,文字也颇精炼优美,富于吸引力”。

  走进吕进的诗歌世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诗研究所,培养了超过600名博士、研究生;创立了著名的“上园派”理论,至今仍在中国诗歌界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出版了专著编著44部,发表论文与随笔491篇,先后荣获世界诗歌黄金王冠、“百年新诗贡献奖·理论贡献奖”等大奖。

  去年10月,我以《“摘取诗学王冠的人”吕进:守住梦想,守住心上的阳光》为题,推出他的口述文章,不仅引起国内媒体广泛转发,连泰国一家中文报纸也分两次进行了全文转载。

  近日,我再次联系上吕进时,他人正在海南,刚捧得第六届博鳌国际诗歌奖“年度诗集奖”的奖杯。杖朝之年,他依旧奔波在诗歌道路上,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万般皆不是,方知我是我”的名言,这或许也是“重报艺文志·口述”带给我的深切感悟。

  

  择一事,终一生

  赵迎昭

  一辈子能干多少事?

  “这几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大足石刻闹热起来了……”这,是郭相颖先生的答案。

  郭相颖曾任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从1974年驻守北山算起,他已守护大足石刻整整50年,是大足石刻由寂寂无闻到走向世界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2018年。是年5月26日,“回望百年——大足石刻历史影像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展。展览开幕的两天前,馆方举办了题为《大足石刻:一部刻在崖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的讲座,主讲人便是时年80岁的郭老。不过,由于采访时间冲突,很遗憾我没能听到这场讲座。

  2019年12月10日,大足石刻申遗成功20周年前夕,我来到郭老位于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家中,第一次对他进行了专访。半年后,2020年6月5日,我再次在郭老家中对他做了专访。两次专访,郭老的博学、谦和、幽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去年1月31日下午,我拨通了郭老的夫人周红女士的电话。我们通话6分41秒。在电话里,我向她“推销”了我们新开设的“重报艺文志·口述”专栏。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周红带着遗憾的语气说,郭老身体抱恙,不便接受采访,“等春天到了,选个暖和的日子,我们在院子里采访吧。”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在一个春光和煦的日子,我走进那间被各种书籍、书画挤得满满当当的书房,郭老正伏案作画,兴致不错。窗外,院子里的黄葛树长出了新叶,处处生机盎然。那天,他穿着卡其色大衣,内搭红色针织衫,一头银发,精气神比两年前还要好。

  各大媒体关于郭老的报道并不少。这篇口述报道将如何出新出彩?这对我来说颇有难度。我在采访上花了不少工夫。采访提纲,就设置了30个问题;采访时间,足足两个多小时;经过整理的采访录音,12580字。

  由于此前多次采访过郭老,那次采访氛围十分融洽。甚至在某些时刻,我没把他当成采访对象,没把这次采访视为任务。而是把他视为长辈,把采访当成聊天。

  跟随郭老的思绪,我置身上世纪70年代荒凉的北山,看到了“独卧青灯古佛旁”的郭相颖;穿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足石刻景区拥挤的人潮中,看到眉飞色舞、给中外嘉宾讲解的郭相颖……在采访中,郭老金句频出,一句比一句响亮。

  “我一看见石窟事业发展就高兴,一谈到石刻就激动,我爱人经常提醒我,不要激动,谨防高血压哦。”“爱是最大的动力,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你不喜欢的事情做一丁点都觉得不舒服,你喜欢的事情长年累月去做还是觉得很舒服。”“我觉得一个人,特别是到了晚年,像我们这种80多岁的人,最大的欣慰是一辈子干了一两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这些都是郭老的原话,朴素又动人。

  除了当面采访外,我还专程去了大足石刻宝顶山和北山。因为采访,我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但此次的感受不一样。

  5月11日,郭老审阅了我采写的稿件,并通过周红的微信发来了语音:“稿子我看了,麻烦你们了。写得好,写得好,谢谢了!”

  5月18日,郭老在审阅专访视频后,再次发来语音:“你们这个稿子写得很好,也很精炼,把很多事情呢都交代清楚了。过去有的报道呀,张冠李戴,你们这个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去年,除了采访郭老外,我还专访了邓若曾、向朝善、龙德辉几位老先生。他们都是上世纪30年代生人,人生历程迥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

  龙德辉和夫人罗耀辉是高中同学,大学一同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前身之一的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两人又一同留校任教。1958年,他们喜结连理,在黄桷坪学习、工作、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的几十年时光,让人心生向往。

  一些人以为,艺术家追求个性,不好打交道。可龙德辉夫妇却非常平易近人,我们甫一进门,他们就张罗保姆端上热气腾腾的咖啡,话别时还笑眯眯地说:“常来家里玩。”

  60多年来,龙德辉夫妇对雕塑倾注了无限热爱。立于重庆长江大桥南北桥头的雕塑《春、夏、秋、冬》,就是夫妇俩参与创作的。如今,这组雕塑仍静静讲述着改革开放的坎坷与辉煌。

  采访结束时,龙德辉拿出新出版的作品集,笑呵呵地赠予我。签名后,为了避免字迹晕染弄脏页面,他用嘴轻轻地吹了一会字迹,然后又放在灯下烘烤。他幽默地写上“闲览”,并解释道:“你们很忙,空时再看。”

  如今,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各种浮躁风气甚嚣尘上,不少人求快却不求稳、求短却不求长。择一事、终一生,将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时代的大我之中,几位前辈都是榜样。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执着和专注、毅力和恒心,是择一事、终一生所必须的品格,也是他们令人钦佩的地方。

  古往今来,多少有所建树者,正是在坚守一件事、专注一辈子的人生中,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非凡业绩,留下了让世界惊叹的不朽传奇。愿我们青年人也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锤炼“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品格,让青春绽放出似锦的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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