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在兴隆巷8号的灰色小楼里举行。下午两点，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傅烈刚走进房内，喝了口水，正准备说话，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有人在外面大声地喊道：“收捐！收捐！”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原来，这是3个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即警察巡逻的费用，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巡警一看到屋里坐了这么多人，以为是聚众赌博，于是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

　　这时，有人想起身反抗冲出去，傅烈示意大家不要鲁莽行事，只要不搜出赌博的证据就好说。但他却不知道，当时党组织的好多文件都被转移到这个“秘密机关”来了。这下，党组织的名册、文件、传单、刊物、资料等被当场搜出，警察才知道是抓到了“赤匪”共产党，在场9人全部被捕。

　　3月10日凌晨，趁着看守警察熟睡的时候，傅烈轻声对被捕的同志说：“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

　　起初，敌人用上等茶饭和香烟款待，以金钱和官位引诱，企图软化和收买傅烈，但都遭到了怒斥和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将煤油灌进傅烈的嘴里，再用铁丝穿过两个大拇指把他吊起来打，拇指关节扯脱了，又上夹板继续吊打。傅烈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

　　被逼问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片言只字！”

　　在关押期间，傅烈等人不仅被戴上了脚镣，还被戴上了手肘与颈项连锁的镣铐，睡觉时还有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身上，需要翻身时由看守打开锁一起翻。

　　在狱中，虽然备受折磨，但傅烈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党组织和同志。他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党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也写了两封家信。一封给父亲的信说：“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我）的。”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并在信中赋诗：“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

　　1928年4月3日，临刑前，年仅29岁的傅烈神色不变，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最后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