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月开新元，万象启新篇。即将来临的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做好理论宣传工作至关重要、势在必行。未来是当下的延续，也是历史的映照。重庆日报思想周刊紧随2023年度十大理论热词，特策划推出“2024年理论研究热点展望”专版。让我们在理论研究热点展望中追随时代的步伐、感悟思想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是新时代思想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一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学理性研究，运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深刻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和重大意义。二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把握好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精辟深邃、逻辑清晰、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2024年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与解读将不断深入系统，主要可能从以下三个向度深入展开：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的系统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建设理论、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关于文化建设的积极成果、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经验的归纳总结提升。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的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围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以“第二个结合”推进又一次思想解放，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等要点进一步系统展开，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守正与创新、明体与达用、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性与世界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路径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024年社科理论界将围绕这“七个着力”重要要求，进一步展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作为党的二十大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独创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范畴作为理论标志，由特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作为方法论支撑，由原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组成内容结构。2024年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可能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历史终结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将人民至上作为价值内核。二是将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结构。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论”“本质属性论”“中国特色论”“本质要求论”“显著优势论”构成了自身的理论硬核，对这些内容结构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三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架构。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理论的相互关系将进一步系统阐明，进一步研究与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质、文化特质与实践特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从“中华文明”概念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表达，再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命题，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文明创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在行动上的高度自觉。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4年将进一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二是将进一步全面系统阐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人民主体地位等为主要表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与重要特征；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结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联通中华民族历史文脉、拓展现代文明建设全球视阈等路径，进一步展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意义。

　　（作者冯颜利系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经济学篇

　　依托科技和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从经济学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推动产业升级，进而构筑起新的竞争优势和具有高质效、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新能源技术所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改造提升各类生产要素，孕育催生新兴产业，在这个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抢占竞争优势、赢得发展先机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得以形成。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节能降碳等技术加速创新迭代，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数字化变革。科技与创新不断融合，为产业发展赋能，逐渐打破一二三产业边界，尤其是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融合，极大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推进生产力由量变到质变的跃升。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沿江调研考察，亲自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掌舵领航、谋篇布局，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七年来，在战略思想指引下，在一系列研究加持下，国家各部委和沿江省市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成绩斐然，带动了长江沿线地区产业、城镇等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和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关系，用科技创新、新兴技术、绿色技术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提升沿江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探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抓好沿江产业布局和转移，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提高沿线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针对以上问题，如何推动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使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能够形成联动，重大改革、重大政策真正落地见效，都需要继续深化研究。

　　进一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皆起源于西部，自西向东浩浩荡荡，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长江、黄河的高质量发展都是国家重大战略，肩负生态屏障功能的流域上游，更需要加快高质量发展，才能支撑起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大力支持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城市群这样的西部都市圈、城市群加快发展，带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加深经济联系和联动发展，进而带领西部地区产业、城镇实现整体跃升。习近平总书记对成渝地区寄予厚望，要求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如何将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川渝大地上，两地如何贯彻“一盘棋”理念，推动“一体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当中有大量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

　　推动制度型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不懈地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经过数十年快速的奔跑，我国商品货物出口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瓶颈的位置；国内消费也显示出商品消费疲软，服务消费强劲这一特征，提示我们必须加快寻找新的动能和赛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据跨境流动，还有金融、医疗、电信等服务业市场都有扩大开放的巨大需求，如何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如何与自贸试验区开放、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结合起来、深度捆绑，推动形成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构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都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丁瑶系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政治与文化篇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方兴未艾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中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具体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实现了民主理论创新，还创造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深厚的实践基础。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激发了国内政治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的研究热情。为准确把握并深刻阐明其丰富内涵、重大意义、运作机理和实践要求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应以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命题为切入点，坚持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运用多元视角、综合多种维度，进一步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等重要议题，不断推出研究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推陈出新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之治”向世界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而“中国之治”的本质是“制度之治”。2024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这一重大纪念日，国家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将会受到更多关注。同时，我们还将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70周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立为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4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带来新机遇，也提出新要求。对此，学界需要对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此外，还需秉持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展开制度竞争、坚定制度自信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聚焦更好坚定“制度自信”这一基本目标，围绕“制度优势”“制度竞争”“制度之治”等重要议题，持续努力在纵向上做更深入的历史总结，在横向上做更有学理性的理论提炼、更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概括和更科学化的制度比较，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研究创新。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走向深入

　　历史一再昭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面对“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事实证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界也积极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并在以下三点持续深化：一是进一步阐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辨明政治责任、时代命题与学术使命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和目标，在价值观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二是从学术史切入，阐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问题，在认识论上进一步辨明本土化和国际化、特殊性和普遍性、政治性与学术性等若干重要关系。三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探析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进路，加快实现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同时深化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研究。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研究阐释持续加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持续加强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研究阐释，是文化领域研究工作者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一是持续加强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研究阐释。二是进一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逻辑关系。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其各自深刻内涵、相互关系与整体性意蕴有待进一步阐发。三是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进路研究。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贯穿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全过程，如何立足重在传承、要在实践、贵在创新，深化其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赓续历史文脉、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篇章的实践进路研究，是文化领域学者的必答题。

　　（作者吴宇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市政治学会秘书长）

　　社会和生态文明篇

　　增进民生福祉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如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有望成为研究焦点。一是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的研究。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发挥好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将是研究重点。二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如何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将是研究热点。三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研究。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如何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得到重点关切。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热议话题。一是推进以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的研究。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论界将关注如何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夯实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基础支撑等问题。二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的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金字招牌”和“自主品牌”，集中体现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坚持好、发展好、研究好。三是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研究。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科技进步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推动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正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更好发挥智治支撑社会治理的作用将会得到重点关注。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整体协同推进，十分重要。一是协同推进的内在机理研究。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倒逼总量减排、源头减排、结构减排，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投入结构加快优化调整，实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注重末端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有效传导，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二是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研究。降碳的重点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减污的重点是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扩绿的重点是增强碳汇能力，增长主要体现为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基础上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科学推进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修复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如何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亟须破解。一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研究。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是贯彻绿色发展的有力举措，也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二是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研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此，需要探索和研究如何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优化财力补偿补助体制，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税分享和利益联结机制等相关问题。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实现碳中和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技术、经济与产业合作，有待研究。一是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建设研究。立足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构建制度合理的协同机制，完善市场经济政策的创新机制，优化动员社会各界的治理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二是气候变化领域多边和双边合作策略研究。根据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结合国家对外援助政策和方案，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相关需求，研究制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气候变化合作策略，推动形成中日韩、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中非等重要区域环境与气候合作机制。

　　（作者温丙存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