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智科

田雷

方旭

　　主持人

　　聂 晶 重庆日报记者

　　对话嘉宾

　　艾智科 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

　　田 雷 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方 旭 重庆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

　　历史需要记录者，社会需要守望者，时代需要瞭望者。媒体人就是被时代选中的那群人。

　　而在1897年11月（农历10月），重庆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渝报》在渝中区白象街诞生。当时那些新兴的报刊不断出现在古老的城市空间里时，带来了什么样的现代性反应？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之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性互动呢？

　　今天，我们围绕即将再版的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蔡斐教授、刘大明副教授合著的《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以晚清重庆报业（1897—1911）为中心的观察》（以下简称《城市、报刊与现代性》）一书，邀请三位专家从新闻史、城市史和哲学史三方面进行跨学科对话。

　　——编者

　　重庆日报：城市地理空间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新闻史研究支点，城市史和新闻史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艾智科：在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眼里，“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然而，在过往的新闻史研究中，城市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支点，而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点，作为重要场景的城市空间并没有被写入历史，围绕城市空间传播的一系列命题没有被细致深入地探讨。同样，以《重庆开埠史》为代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也没有深入讨论报刊与城市，以及贯穿其间的现代性三者之间复杂、隐秘却又紧密的联系。

　　欣慰的是，《城市、报刊与现代性》秉承着一种极富开拓价值的“空间转向”研究路径，生动地展现了现代报刊在城市空间的诸多功能——传递信息、展开对话、构建网络、重塑时空，展开着对城市、民族和国家想象的宣讲，并监测城市空间中人们的言行，参与城市的运行。反过来，恰如作者所言，城市空间的价值也使得《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纸从静态的、中性的工具/渠道转变为极具涵化意义的动态活动，城市空间从单纯的地理意义中解放出来，添放进社会、文化和媒介的多元元素，使得城市空间既是一个“物理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栖息之地与人类存在的“诺亚方舟”，并处在与报刊互为关系的共同编织之中。无疑，这也是本书相较于以往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的学术突破。

　　重庆日报：研究近代重庆报刊史有何意义？

　　田雷：报刊，不仅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本性，还是现代性构成的标准化判断。《渝报》等新式报刊，作为一种晚清城市空间引人关注的新式媒体，不只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它还能够打破时空藩篱，构建新式城市交往，推进社会整体向现代性迅速跃进。

　　在作者笔下，通过维新变法构建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渝报》、建立华西地区可沟通城市群的英文报刊《华西教会新闻》、川渝地区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并对社会主义作简要解释的集报《广益丛报》、从改良向革命转型的重庆地区第一份日报《重庆日报》、喊出“吾商幸甚”“吾蜀幸甚”的重庆总商会机关报《重庆商会公报》，五种风格迥异的报纸在风云际会的晚清重庆，既“特立独行”，追逐不同的媒体功能，又“一致向前”，共同推进重庆城市的现代转型。它们用一期期版面、一篇篇报道，绘制出晚清时期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画卷，成为重庆城市现代化转型和中国媒介现代性的样本。

　　特别是当城市这一空间概念引入到传统的报刊史研究时，报刊和现代性有了可依托的“土壤”，同时，这两者也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并维系城市发展壮大最重要的精神要素之一。

　　重庆日报：现在回头看126年前创刊的《渝报》，对当时和之后的社会发展有何促进作用？

　　方旭：“城门开，潮水来。”开埠后的重庆，现代启蒙、公共空间、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元素纷至沓来。在这一过程中，报刊作为重庆城市现代性的重要传播载体，激烈且充分促进了晚清重庆的现代化城市进程。

　　《城市、报刊与现代性》浓墨重彩地关注了重庆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以及他创办的《渝报》。《渝报》的横空出世，使得一种新的时空观被引入，重庆由此迈入一种新兴媒体的时间范畴，这是对城市空间的一种划时代颠覆。新的时空观加快了信息传播和精神塑造，为现代性的达成和推广提供了可能。这种现代性，既弥散于整个城市，也是城市与报刊之间勾连关系的“摆渡人”。进一步来看，在晚清重庆城市与报刊的互动中，媒介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打破了原有的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也重构了近代城市空间与人际网络。报刊引发的舆论思潮、文化影响、知识交换与价值生成，从多方面建构了“纸上的城市”，形成了城市多向度的对话，也产生了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论断，激发了报纸读者对城市现代性的无限想象。

　　重庆日报：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回望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对我们当下的新闻工作有何启示？

　　田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新闻舆论工作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外界一些唱衰媒体行业的声音，包括重庆在内的广大新闻工作者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的文化使命没有变，对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舆论支撑、对外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时代职责也不会变。

　　艾智科：历史研究应该观照现实。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城市史著作，该书在研究晚清重庆报刊与现代性时，将两者置入中国内陆城市现代化的起步时段进行考察，这为我们今天从历史溯源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也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特征及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样本。

　　方旭：“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重庆？”这是宋育仁、卞小吾、杨庶堪、曹漱珊、竹川藤太郎等一大批晚清重庆报人参与重庆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神塑造时的普遍疑问，点燃了重庆这座古老城市的启蒙薪火，勾勒出他们心中的城市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重庆？除了对重庆历史文脉的高度尊重、倍加珍惜外，一个重要的思路应该是在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下开放包容、返本开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