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话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重庆日报数字报

　　编者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9月12日，2023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长江沿线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宅兹中国：长江文明探源”和“千年文脉：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专题展开探讨与交流。现按专家发言顺序摘发如下，以飨读者。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

　　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长江流域有18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在我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首先是陶器的发明。目前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陶器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保守估计有1.6万年的历史，还有测出的数据是2万年。然后是独木舟的发明。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是在浙江萧山跨湖桥，距今8000年历史，也是东亚发现最早的独木舟。萧山跨湖桥还出土了漆弓，中华民族对漆的了解也从这里开始。距今7000年的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了目前最早的太阳和人的形象——“太阳人”石刻。

　　水稻也是长江流域的贡献，年代距今不少于1万年。长江下游还发现了玉玦，距今8000年甚至9000年，在东北黑龙江地区发现有结构相似、制作方法相同的玉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遗址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城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是目前最早出现明显社会贫富分化的实例；湖南的鸡叫城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目前最早最大的单体木质建筑；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了铜矿石；苏州吴中张陵山遗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兽面纹玉器；苏州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了长江流域目前最早的用人殉葬的墓葬。

　　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最充分的证据——良渚古城遗址，为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良渚文化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是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谭家岭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年左右非常精美的玉器，被誉为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巅峰。在浙江德清等地，我们发现了距今4000—3500年的原始瓷器。概括地说，水稻栽培技术、制陶术、彩陶、太阳信仰、独木舟制作、漆工艺、刺点兽面纹、城墙的建造，玉琮、玉璧代表的玉礼器，还有犁耕，都是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巴蜀文化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双子座”

　　长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她们就像一个巨人的两条手臂把我们的祖国环围起来，过去我们对黄河文明有比较深透地了解，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呢？

　　远古人类在长江流域留下了痕迹。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巫山人”化石，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青铜时代的巴蜀，进入了文献有载、考古有据的时期。《华阳国志》有一段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我们看到的三星堆可以说是巴蜀文化的一个代表。三星堆的青铜礼器部分，比如青铜尊，跟长江流域都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技术跟今天的湖北、湖南、广西、安徽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技术、原材料甚至到工匠都有可能受到这些地区的影响。所以，三星堆绝不是无源之水，是长江流域一个系统化作业的成果。晚期巴、蜀更是不分家。我们发掘出的兵器，无论是三峡出土的，还是成都平原出土的，完全是一个系统。而且当中出现引人注意的巴蜀图语，这是不是晚期巴蜀文化的文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通过对考古文献的梳理，有三点印象很深刻。第一，长江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上游的巴蜀文化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上游文明的发源地，同时它是一个“双子座”，相互依托、相互依存，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第二，长江文明在长江上游地区形成了它的交通要津和交通路网，吸纳了大量跟我们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关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很多事物都经这些路网，被我们吸收进来，加以创造、加以发明，所以它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要津。第三，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共同塑造了我们中华文明的面貌，要深刻认识它的历史价值，我们才能够从古至今去了解长江文明的现实意义，实现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千年文脉的再利用。

　　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辉煌绚丽的三峡文化

　　长江文明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又富有特色的文化——三峡文化。自古以来，中国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文化的融合，三峡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空间位置看，三峡文化沟通着中国古代长江文明的五大文化圈：下游的吴越文化圈、中游的荆楚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滇黔文化圈和青藏文化圈。从宏观看，三峡文化在长江文明中发挥着连接中国东部和西部的中轴作用。因此，三峡文化自古以来就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历史上看，三峡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在三峡发现的巫山人头骨距今204万年，它的发现为亚洲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三峡文化的主体是巴文化，巴蜀人最早是在商周时期活跃于汉水中上游的一个古老民族，周代以后沿着汉水逐渐进入三峡。战国时期，三峡地区的巴国政治中心不断迁徙，在今天重庆的丰都县、主城区等都曾建立了都城。公元前316年，秦国进入巴蜀，巴国为秦国所灭。巴国的灭亡并不是三峡文化的终结，在全国大一统背景下，三峡文明的统一性、开放性、包容性、连续性等特征反而更加突显。

　　三峡文化非常丰富，包括航运文化、移民文化、诗词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这些文化反映了三峡特色。三峡文化也有几个特质：一是包容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二是浪漫性和悲壮性的结合；三是群体性和坚韧性的结合；四是刚健性和质朴性的结合；五是开放性和传统性的结合。自古以来，连接中国东部和西部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北方丝绸之路，由西安到甘肃、新疆再出境；另外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由巴蜀到贵阳、云南再出境。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三峡联通长江下游和上游的一个通道，位于巴蜀文化圈中间，对于连接长江中下游，连接整个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三峡文化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走向未来的一个关键点，仍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葛剑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中华文明永葆青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的信仰，的确是在黄河流域先形成的。但随着人口的南迁，特别是上层精英的南迁，这个魂逐渐扩散到了长江流域。可以说，原来在黄河流域的根已经长出了繁茂的主干，并延伸到长江流域，以后又包括了我们整个国家。到了唐宋之际，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已经从早期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饭稻羹鱼，被中原人视为蛮荒之地的地方，逐步变成了人间的天堂。这些都可以说明，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是交相辉映的。

　　到了近代，由于长江通轮船，加之外来文化的传播，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传到了沿海。又因为有长江沟通沿海和内地，所以近代工商业又沿江传播。近代形成的工商、工矿城市交通枢纽，像上海、南通、镇江、南京、芜湖、重庆、宜宾、九江、黄石、汉口（武汉）、万县（万州）之类的城市，一方面吸收外来的产业；另一方面四川的知识分子，包括早期的革命家、中共的领导人，他们也通过长江到上海，然后走向世界，到日本、法国、欧洲去学习、寻求真理。历史上黄河、长江交相辉映，长江、黄河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都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

　　展望未来，从地利上讲，今天对于科技、人文、信息、金融、商贸、高新产业以及全球人口流动而言，内陆和内陆城市已经不存在劣势。从人和上讲，未来可以说是得人力资源（人力、劳动力）者得天下，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就是因为不断地引入人才，才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们现在说的人力资源既包括科学家、高级人才，也包括普通的人力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尤其是长江流域不无隐忧。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

　　中华早期文明演进过程中长江与黄河的交相辉映

　　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中心聚落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黄河流域作为中心聚落形态的遗址，有20世纪50年代已经发现发掘的庙底沟遗址，还有后来发现的郑州大河村遗址。黄河流域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个殿堂式的建筑。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也属于中心聚落形态阶段。在长江流域，我们也看到了距今6000年到5300年范围内作为中心聚落形态的遗址。如距今5300—4300年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天门石家河遗址等。

　　如果把五帝时代作为文明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作为国家已经诞生的时代，那么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屈家岭以及石家河文化就应该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些都邑遗址文化。从把农业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起点开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经历了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为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发展为都邑国家这三个大的阶段，而且在某些因素上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还要早一点。所以，在夏王朝出现之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是交相辉映的。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发展后来有此起彼伏的情况，进入夏商周王朝国家时期以后，由于王朝国家的都城建在黄河的中游地区，所以当时已经不属于万邦林立的多中心了。虽然夏商时期长江流域还有三星堆文明，但三星堆文明原本就是古蜀文明。古蜀文明虽然有很大的特色，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它和中央王朝的夏朝、商朝相比，还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由于夏朝、商朝、周朝相继的建立和更替，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在中原地区，所以这个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拉开了一些距离。长江流域后来在中华文明5000年中，又发挥了新的作用，所以说两个流域此起彼伏。在夏代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黄河和长江是两颗并存的明珠，相互影响、相互映照。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长江中游考古与巴楚文化

　　长江中游北通中原黄河文明，东西分别连接长江上游和下游，文化交流与融合是这里的最大特色。长江中游考古可从三个阶段来探讨：一是新石器时期的大溪文化等；二是夏时期的肖家屋脊文化；三是商周时期的文化。

　　第一阶段的大溪文化。宜昌往东大溪文化分布非常广泛，特色非常鲜明，体现了上游和中游两地的交流。特别见于石家河前后，这个时候相当于宝墩文化时期，有学者认为宝墩文化与同时期的长江中游休戚相关。第二阶段的肖家屋脊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或叫后石家河文化。它是在4100年前左右，是夏纪年时期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很明显，如跟石家河玉器同期的一些器物，大都是从东边传来的。石家河出土的浅圈足盘和高柄豆，就是从中原传到石家河的。同时，在夏纪年对铜的开采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正是铜的开发，推动了文化因素的传播和影响。第三阶段的商周时期的文化。这一时期开始有了文献记载，中原进入了王朝时代，对南方的影响逐渐加大。如铜绿山到岳阳的铜鼓山、沙市周梁玉桥、江西铜岭一带，都有来自中原的因素。进入楚文化时期，西周中晚期的万福垴遗址位于湖北宜昌，出土的编钟上有铭文“楚季宝钟”。四川彭州市竹瓦街遗址出土的铜罍，也是西周晚期的，跟湖北随州叶家山遗址出土的西周铜罍造型非常接近。春秋中晚期，楚国跟上游的交流比较活跃，与巴人的交流非常密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虎座鸟架鼓，很好表达了巴楚的融合关系。这表明交流跨越了时空，上游、中游、下游相互影响。

　　文化就是一条河流，不断地传承发展、川流不息。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秘诀，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郭伟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

　　考古中国视野下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

　　我们这些年正在做“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课题，项目主要是聚焦距今5700—4000年时期，从一个区域的文明来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该项目的研究，重构和完善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谱系与编年、重建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揭示了聚落社会演进的形态特征，对单聚落（或单聚落群）布局与结构、聚落（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对其精神文化——观念、信仰与礼仪等进行了研究。

　　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呈现一个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连续发展的特点，聚落的发展超级稳定。长江中游史前社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突出的连续性。长江中游从一般的村落到环壕聚落再到一个聚落群，在一个点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几千年没有挪过位，以农业民族安土重迁这样一种方式反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长江中游社会形态最大的特点是社会虽然有分化，但是不严重，看不到特别分化的迹象；军权、神权虽然已经存在，但并没有发现他们凌驾于社会集团成员之上；战争迹象不明显，社会矛盾不突出；虽然古国古城很多，但是没有定于一尊的最高权力中心的出现。

　　城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文明，稻作农业奠定了文明的物质基础。高庙文化及其此后的精神文化，奠定了文明的精神基础。这就是长江中游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两大贡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可以从长江中游地区找到很多源头。中国史前的城，目前考古发现最早是城头山遗址、然后是长江中游其他地区，再然后到中原、北方、长江下游、长江上游。帝王、国家、权力、文明的不断延续，使得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仍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探源工作还得继续深入。

　　贺云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教授

　　长江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

　　考古学家的发现，颠覆了长期存在的中华文明一元论——黄河文明，让长江文明成为今天探讨的主题。长江是中国的经济脊梁，有50%的经济产生在长江流域，有40%的人口生活在长江流域，离开长江，中国的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这个背景下探讨长江文化问题，可更好地发展长江文化，推动长江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力量。

　　长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长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从精神层面表现在五个方面。根深叶茂、传承有序；多样竞辉、开放包容；创新超越、与时俱进；精勤内敛、家国天下；诗情画意、浪漫自由。长江文化的这些特质具有持久的历史性、传承性，是长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积淀和精髓，同时展现出显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性。

　　长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目前，我国形成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建设布局，这五个国家文化公园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长江是中国的经济脊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经济地位最重要，承载的战略任务也更重。为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更加重视统筹与协调。

　　长江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多样性的大国，长江流域最有条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先区。一是从历史上看，长江流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已经有超过千年的领先地位。二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三是“长江经济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统筹建设，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发挥“中枢”“脊梁”和“协同”的关键作用。

　　徐吉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宋韵文化的历史价值

　　宋韵文化是两宋文化中具有文化创造价值和历史进步意义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的集大成。

　　宋代的文化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文立国。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官吏，担任朝廷和各州县的要职，并规定宰相须用读书人。二是官员以天下为己任。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内忧外患不断，由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其人生价值取向亦从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过去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一切，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三是多元文化并存。各种学派蓬勃兴起，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四是重视对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其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从宋代之前20余个增加到了60个以上，范围也从南洋（今南海）、西洋（今印度洋）扩大到了波斯湾、地中海和非洲东海岸诸国。五是科技强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最富创造力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度繁荣，不仅处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居于前列。六是商业革命。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超过前代，人们的经济观念呈现出转折时期的鲜明特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七是城市文明。宋代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人口的增长，标志着近代城市雏形已经出现。八是辉煌的文化成就。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九是雅致的品质生活。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朝代能与宋代比民富、民乐。十是移风易俗。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传统的风俗习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孟东方重庆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重庆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最深厚的软实力。重庆，这个两江环抱、江峡相拥的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历经三次定都、四次筑城、拥有三千多年厚重的历史。新时代更好传承与弘扬重庆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需要。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重庆历史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重庆文化的独特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加快建设文化强市。

　　理清重庆文化家底。重庆从古代的巴渝到宋代建市、明清移民，被迫开埠、抗战陪都、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巴渝人民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夺目的重庆文化。重庆文化家底主要呈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重庆文化的“根”——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展现重庆文化的根脉；重庆文化的“形”——3000多年历史造就重庆文化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形态；重庆文化的“魂”——彪炳史册的革命文化彰显重庆文化的灵魂；重庆文化的“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重庆文化的前进方向。

　　把准重庆文化资源的特性。重庆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山城”文化。一是“山水相拱”之气，是从自然的角度看重庆的文化；二是“耿直尚义”之质，是从重庆人主体的角度来看重庆文化；三是“开放包容”之怀，是客观的环境和重庆人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形成的文化特征，最后沉淀出“雅俗共融”之态。传承弘扬重庆文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着力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