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刘国枢，1919年生，重庆人，中国第二代油画家、“四川画派”重要奠基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他用画笔记录历史，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展，代表作有《盲婆》《红军到川北》《飞夺泸定桥》《县委书记》等，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推动西南地区艺术教育事业更迭，培养了罗中立、庞茂琨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油画家。

《飞夺泸定桥》 谢智强 翻拍/视觉重庆

1964年10月，绘画系毕业生与教师合影。（前排左四为刘国枢，左三为夏培耀）谢智强 翻拍/视觉重庆

川美三代油画教师2018年在刘国枢家中合影。（从右至左：刘国枢、张方震、罗中立）谢智强 翻拍/视觉重庆

刘国枢代表作《盲婆》谢智强 翻拍/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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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戴泽回重庆办了一个展，我想去看看，这也算是我们师门的一件大事。”8月16日，烈日当空，空气裹挟着蝉鸣，轻风带来的凉意微乎其微。在位于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教师家属区的家中，104岁高龄的刘国枢向家人表明心迹。

　　“怕是不得行哦！天气这么热，您老人家的身体恐怕吃不消哟！”女婿王嘉陵应声道。

　　刘国枢扭头看了看窗外，默不作声，眼里写满了遗憾。

　　“莫看他退休都40多年了，这几年由于身体原因更是不怎么出门，但只要是美术界的事，他都很关心。”王嘉陵对到访的我解释道。

　　刘国枢何许人也？对一般人来说，可能第一反应是不了解，但提到语文课本中他所作的《飞夺泸定桥》插图，很多人都有印象。

　　他被誉为“川美油画之父”、“四川画派”的重要奠基人，《飞夺泸定桥》《盲婆》《县委书记》《红军在川北》《春江水暖》等代表作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夏培耀、王大同、马一平、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高小华、庞茂琨等一大批学生，誉满中外。

　　“我最高兴的是，一辈子能拿起画笔，这让我很幸福；我最满意的是，一辈子是一名教师，培养学生在艺术的摇篮里长大，做教师就等于做这个摇篮里的保姆。”这句话倾注了刘老一生的心血！说完后，他吃力地靠在沙发上，一脸满足和慈祥……

　　教师节临近，让我们一起走进刘国枢精彩而传奇的艺术人生。

　　学生时为冯玉祥画像被尊“先生”

　　唐一禾倡导的理念让他朦胧的艺术理想开始清晰：艺术家必须关注现实

　　草木葱茏，水墨盈香。

　　刘国枢的家极富文艺气息，客厅、卧室……目之所及处，尽是书籍、画稿、报刊、画布。

　　墙上挂着他给妻子画的肖像，以及同为画家的妻子所作的花卉画遗作，格外惹人注目。

　　他钟爱的钢琴已披上琴衣，常用的画笔也久置笔架……年事已高，老人行动有所不便，听力更是明显下降，与其交流需附耳高语，但他一双深凹的眼睛里“装满”智慧，言语思路清晰。

　　“我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画画和教书。”面对访谈，刘国枢娓娓道来。

　　1919年，刘国枢出生于四川涪陵（今属重庆），父亲是一位老师，长于绘画、音乐、书法等。

　　“父亲很勤奋，我们当时生活得比较富裕。家里艺术气氛很浓，有大风琴啊、字画啊。我4岁开始启蒙，进私塾学四书、古文，经常看见父亲作画，很小就受到艺术熏陶。”刘国枢说。

　　1933年，刘国枢初中毕业，受邀成为一名小学老师。1938年，武昌艺专因抗战内迁至重庆，刘国枢辞去教职，考入该校，师从著名留法油画家唐一禾，至此接受正规的、系统的西画培训。1939年，徐悲鸿得意弟子冯法祀（后为现当代著名油画家）受聘到武昌艺专任教，成为影响刘国枢的又一位重要老师。

　　刘国枢向家人提及想去看的展览，为“万物生——百岁戴泽重回故里艺术展”，正在重庆美术馆展出。

　　现年101岁的戴泽是重庆云阳人，也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中提到的8位老教授之一、徐悲鸿嫡传弟子、新中国美术教育奠基人之一。

　　刘国枢之所以说跟戴泽是同门，是因为他的恩师冯法祀和戴泽均师出徐悲鸿。

　　“唐老师对我帮助和影响很大。”刘国枢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唐一禾戴着眼镜，眼神深邃，意气风发。唐一禾参加过北伐战争，画有《七七的号角》《女游击队员》等大量抗日宣传画。

　　中国版画艺术奠基人之一、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琦曾撰文回忆，称他那个时候不熟悉宣传画的画法，此前都是在画室里画静物、人体、风景，看到街上唐一禾画的宣传画后方才大受启发。

　　“我第一次见唐老师，是他到我们寝室里来摆龙门阵。谈到当时的形势，他语气非常沉痛，说如果日本人打到这儿来，就再也不走了，跟他们拼了，拼不赢，就跳长江！”刘国枢陷入深深的回忆。

　　唐一禾倡导“艺术应直面现实，到民间去反映民众疾苦”的理念，给刘国枢留下深刻印象。刘国枢朦胧的艺术理想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艺术家必须关注现实，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创作出有长久价值的艺术作品。

　　在校期间，刘国枢画了大量用于街头宣传的抗日宣传画，并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劳苦大众题材的画作。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冯玉祥到武昌艺专为前线募捐军费。“冯玉祥一身农民装束，蓝土布上下装。”刘国枢回忆，冯玉祥召集全校师生作讲话，说前方打仗消耗大得很，并算了一笔账，说抗战前线有多少士兵，每天要打多少子弹，一颗子弹需要多少钱……“讲得很通俗，也很动情，然后他就动员师生们作画去卖，捐给军队。”

　　有趣的是，冯玉祥还为师生们的画题诗，题了诗的画特别好卖，卖了一大笔钱捐给军队。

　　武昌艺专校长唐义精（唐一禾的哥哥）十分敬佩冯玉祥，就拿了一张冯玉祥的照片，让刘国枢为其画像，彼时刘国枢才上专科二年级。

　　刘国枢为冯玉祥画了一幅油画肖像，由唐校长将画转送给冯玉祥。“没想到，冯玉祥还给我回了一张字条，内容我至今记得，他用隶书写道：‘倭寇杀我同胞的父母，此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何为志士仁人？’上面还写了我的名字，并在名字后面加有‘先生’二字，冯玉祥也许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一名学生。”刘国枢说。

　　令人惋惜的是，1944年，唐义精、唐一禾两位先师，从江津乘船赴重庆参会，船沉遇难。董必武同志还为二人送了一副挽联。

　　《飞夺泸定桥》成国人共同记忆

　　“我觉得我画的每一笔都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

　　武昌艺专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了刘国枢，让他始终将目光投向现实、关注劳动群众，创作出了不少震撼人心的作品，早期代表作《盲婆》（1941年）、《流浪汉》（1943年）就是例证。这两件作品均参加了全国美展。

　　1945年，刘国枢从武昌艺专西画科毕业，1946年他与艺专同学傅若芸结婚。1948年，他受聘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位于上清寺，属私立），任西画科主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国枢实际主持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听说，共产党来了，三生（先生、学生、医生）有幸，就组织起来保护学校，搞校务委员会，选举我当了主任委员，主持学校。”刘国枢回忆说。

　　1950年，刘国枢受聘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四川美术学院前身）任教。“当时，学院的建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下属机关，不是完全独立的学校。学校老师和学生都穿军装，并有军人站岗。学员中有的年龄很大，级别相当高，有人开学时还带了通讯员，学校不准，通讯员才回去了。”刘国枢称。

　　1959年，刘国枢迎来艺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军事博物馆需要很多军史画，相关部门就安排刘国枢画《飞夺泸定桥》。

　　“画的名字是事先确定的。”刘国枢说，在他之前，已有人画过这一题材，叫《抢夺泸定桥》，但作者没有到现场体验生活，完全凭想象画的，不深入、不具体，就重新安排他来画。

　　为了画好这幅画，他查阅、搜集相关史料后，于当年初春时节，翻过茫茫风雪的二郎山，抵达大渡河边，住了10多天。

　　陡峭的群山、翻滚的江水、长长的铁索桥……泸定桥给了刘国枢极大的震撼与冲击。他通过走访部队、村民等，去体会、还原当时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一百多米的悬索桥他更是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了那场战斗的一员。

　　经过反复揣摩，刘国枢决定采用仰视角度，将铁索桥置于画作的上半部分，用桥墩、山岩、桥身形成一个交错的构图中心，再用奔流的河水、陡峭的山崖、战斗的硝烟等烘托出战争的紧张气氛。

　　有了大致的思路后，刘国枢回到学校，在画室里用竹竿模拟铁索桥的造型，并请来模特模仿当时渡江战士的造型。

　　“但模特只能模仿出战士的动作，却没有殊死搏斗的精神状态。”刘国枢说，他只能想象这些模特置身于那湍急的江水、险峻的群山之中，并对人物进行细节刻画处理。

　　“画的时候，我真的流泪了，因为感觉很不容易，战士们一个一个都很英勇。我觉得我画的每一笔都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跟战士们一样的。”他说。

　　最终，历时大半年，刘国枢画出的《飞夺泸定桥》力透纸背，震人心魄，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后又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作插画，成为国人共同的记忆。200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这幅画成为中国邮政的邮票画面之一。2021年，央视在《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栏目中，讲述了这幅画的故事，再次引起人们的一波“回忆杀”。

　　此外，刘国枢的《红军在川北》《春江水暖》《送饭》《解雇》《县委书记》《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等经典名作，同样在中国美术界影响巨大。

　　教书育人开创川美油画学术传统

　　他委婉指出批评《父亲》者过于僵化，对该作品表达了支持态度

　　有人说，如果把唐一禾的《穷人》、刘国枢的《盲婆》、罗中立的《父亲》等画作放在一起，堪称一脉相承。

　　唐一禾的油画《穷人》，用褐色凝重的色调，刻画了一个衣不蔽体的老人牵着年幼的孩子在四处流浪的形象；刘国枢的《盲婆》，呈现了一位双目失明、呆滞木然的盲婆形象；罗中立的《父亲》，则塑造了一个感情真挚、淳朴憨厚的农民形象。三者都是用写实的手法，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关注。

　　为此，我们不得不提及刘国枢作为教育家的巨大贡献。访谈中，104岁高龄的他列举起自己的学生名字，因担心有疏漏，他不断要求身旁的女婿王嘉陵帮忙回忆，足见老先生对师生情的重视。

　　1953年，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停办，经院校调整，该校的美术系与成都艺专的绘画科、应用艺术科合并，在九龙坡黄桷坪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原址成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59年正式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刘国枢担任素描教研组与油画教研组主任。

　　作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他与刘艺斯、叶正昌等人一道开创了川美油画的学术传统。他所研究、体悟、借鉴的西方和苏俄美术教学体系成为川美油画学科早期阶段的重要源流。

　　1960年，留校的夏培耀被学校派往浙江美术学院，参加罗马尼亚画家博巴主持的油画训练班，并于返校后举办展览，在学校支持下组织了按照“博巴班”教学方法进行教授的“罗派班”。

　　刘国枢虽更崇尚苏派教学方法，但他对“罗派班”表现出一种包容、理解的态度，始终未对其进行干预。

　　“苏派班”与“罗派班”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教学体系能够同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教学的开放性与自由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川美油画迎来历史性辉煌时刻。在1979年举行的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全国美展、1981年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上，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ⅹ月ⅹ日雪》、罗中立的《父亲》、高小华的《为什么》等一批四川美术学院青年油画家作品，斩获了包括一等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令全国美术界为之震惊。1982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作品展在北京展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青年油画家集体亮相，再次引起业界轰动。

　　由此，以程丛林、罗中立、何多苓、高小华等77级、78级两届学生为代表的油画家群体，被文艺界称为“四川画派”。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贴近生活的浓郁特色，是其明显标志。

　　“他们那些人，一方面是接受了学校的训练；一方面是他们在下面自主地、自发地进行艺术创作，积极性很高。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的创作才一下子冲上去了。”回忆起那段历史，刘国枢一脸欣慰。

　　令人更加欣慰的是，刘国枢表面上虽“放任自由”，但学生“遇到事”却立即挺身而出。1980年，罗中立创作的《父亲》引起较大争议。他随即在“七七级油画创作研讨会”上作了对该作品的评论性发言，表示绘画艺术的重要特点在于“形象大于思维”，委婉地指出批评《父亲》者过于上纲上线、过于僵化，并对该作品表达了支持态度。

　　为感念先生，《父亲》第一次发表在《中国美术》杂志后，编辑部寄给罗中立两本样书，他自己留下一本，另外一本就送给了刘国枢。

　　“我总是仰望着老先生，他治学的严谨、认真和踏踏实实的态度，让我感到很佩服。”罗中立回忆恩师时称，刘老师上课总是早到迟走，讲解示范一板一眼，绝不放任自流。曾在农村多年的他在外面野惯了，上课时常常溜出教室。一次他故技重施，被刘国枢一顿严厉训斥。事后，他到先生家中索教，先生和风细雨，一番苦口婆心之言使他心悦诚服。

　　“川美的几代油画人，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前辈，还是77级、78级的‘明星’们，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传承者，都无不受惠于刘老先生的教诲。”著名艺术家、中国美协副主席、川美院长庞茂琨表示，刘国枢是川美油画学科不可或缺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之一，他长期坚持赴工厂、乡村、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和写生，使川美油画注重生活体验、强调艺术与社会和时代紧密联系的传统延续至今。

　　“我热爱画画，又因为有信念和责任感，去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因此得到认可，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刘国枢说，生命很短，艺术很长，他想告诉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青年艺术家们：如果你面对自己内心执着而热爱的事情迎难而上，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佳作，不负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