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颖。　　 罗国家 摄

1985年4月，大足石刻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轰动一时。这是大足石刻首次外展。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上世纪90年代初，郭相颖(左站立者）在宝顶山石刻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1996年，郭相颖在北山多宝塔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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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片

　　郭相颖，1938年生，重庆铜梁人，文博研究馆员，重庆市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4年起守护大足石刻，曾任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主编《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研究文集》《大足民间文学》等书籍，为大足石刻的保护传承事业，为推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几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大足石刻闹热起来了……”

　　5月6日，双桥经开区企业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迎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身着浅灰色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稳步走上讲台，将大足石刻的魅力娓娓道来。他，就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

　　从1974年驻守北山算起，85岁的郭相颖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用在了守护大足石刻上。在此期间，他护送大足石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促进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曾经荒山野岭中寂寂无闻的石刻，如今已成为重庆靓丽的城市名片，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化宝藏。

　　正如郭相颖所言，大足石刻“闹热”了。今年“五一”期间，大足石刻景区接待游客5.77万人次，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42.22%。而据《大足县志》记载，大足石刻对外开放初期，1980至1985年，这里的年均接待游客人次仅为26.6万。

　　“闹热”背后，藏着哪些艰辛？

　　“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我们来到郭相颖位于大足城区的家，听他讲述如何“择一事，终一生”。

　　独伴古佛

　　“我从来都没见异思迁，北山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也是我最充实、最惬意的岁月。”

　　大足石刻北山景区，暖黄色灯光下，游人拾级而上，夜览石刻之美。一阵微风吹来，清新的草木气息令人沉醉。

　　郭相颖走上大足石刻守护之路，正是从北山起步的。

　　1974年，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以下简称文管所）原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不久后，郭相颖带着县文教局批注有“只准驻北山”的调令，安顿好幼子和病妻，独自一人走上了守护北山石刻的岗位。

　　此前，郭相颖是小学美术教员。看到山上来了一位身高1.75米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周边农民不免有些诧异：“你教书教得好好的，为啥子来守菩萨？”“是不是犯了啥子错？”“工资怕是降了哦？”

　　周遭人的打趣不算什么，真正的挑战是北山艰苦的生存环境。当年，北山不通水电，植被稀疏，放眼望去几乎是光秃秃的。到了晚上，猫头鹰凄厉的叫声不时在夜空中回荡。

　　“当时在北山寂寞得很，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郭相颖说，新中国成立后，大足石刻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先是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委员会，后又将宝顶山、北山石刻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它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实在太低了，很多重庆人都不知道有大足石刻。”

　　“独卧青灯古佛旁”，正是当年郭相颖生活的真实写照。可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却笃定地说：“我从来都没见异思迁，北山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也是我最充实、最惬意的岁月。”

　　说到底，是大足石刻的艺术魅力感染了他。“我从小喜欢画画，你看石刻雕得那么精美，它也是一种造型艺术。尽管我当时不懂佛学，对石刻真正的含义、内容了解得并不深，但是有一条，造型艺术是共通的，石刻很吸引人。”郭相颖说。

　　视觉上的震撼、心灵上的冲击让郭相颖与石刻结缘，踏上了潜心钻研之路。

　　入夜，他常常在煤油灯下，打开《佛学大纲》《简明佛学词典》《大足石刻志略》，逐字逐句学习。这是文管所资料室仅有的3本书。把这些书“啃”完后，他又四处奔走，向老先生、老朋友借书，如饥似渴地阅读。除了大足石刻外，他还广泛涉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的图书。

　　日复一日地驻守，郭相颖还有意外收获。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建立“四有档案”（有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管理机构）。其中，图像资料不可或缺。

　　“当年，文管所连最简单的黑白照相机都没得，也没有哪个系统画过石刻，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画吧。”郭相颖说。

　　说干就干。郭相颖凭一双粗手、一条皮尺和一个画架，按比例细心地描绘每龛佛像。历时两年多，在严寒酷暑中，他将一张包括北山、宝顶山石刻在内，长达20多米、绘制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番功夫有个好处，让我把北山、宝顶山大大小小的造像几乎都装在脑壳里了，这是我后来解说起来得心应手的原因。”郭相颖常对年轻人说，爱是最大的动力，“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你不喜欢的事情做一丁点都觉得不舒服，你喜欢的事情长年累月去做还是觉得很舒服。”

　　申遗成功

　　“大足石刻是人类天才的艺术杰作，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给大足石刻以重焕光彩的历史舞台。

　　1980年2月的一天，在渝工作的加拿大语言学家斯徒尔特受邀来到宝顶山、北山参观。这位改革开放后首位受邀参观大足石刻的外国人，被石刻之美震住了，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他连声赞叹，“不虚此行！”

　　《大足县志》记载，1980年，市政府外办组织了加拿大、法国、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位客人到大足参观访问。

　　1982年10月，大足石刻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足多次提出，‘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我们在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办了展览，还邀请外国朋友前来参观，这算不算走向世界？其实，我心里有些打鼓。”郭相颖坦率地说，让大足石刻真正走向世界，是他当时最大的梦想。

　　1987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用郭相颖的话说，大足石刻取得申报世界遗产“候补的候补”资格。

　　1993年，国家文物局又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世界遗产推荐名单。大足石刻距离世界遗产更近了一步，这让郭相颖看到了实现梦想的曙光。

　　彼时，“世界遗产”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今天这么大，申报的热情也远不如今天这么高。但他敏锐察觉，要让大足石刻名扬世界，获得社会普遍认可，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条最好的途径。

　　但当郭相颖建议要将大足石刻申报为世界遗产时，一些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

　　“第一，申报要钱；第二，没得把握，云冈、龙门都没申报，‘排轮子’也没排到大足石刻。云冈、龙门那么出名，让他们申报了来，有了经验，我们积累点钱再申报。”郭相颖说，这是当时的一些声音。

　　“正由于我们不出名，所以我们才要往前挤呀！”郭相颖心中憋着一股子冲劲儿，先说服了县领导，后又得到了市领导支持。

　　麻烦的事还在后头。起初，大足石刻申遗只计划申报宝顶山，原因是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最具代表性的造像区，且规模最大。为此，郭相颖不厌其烦地解释：大足石刻最大特色是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和谐共处，完成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光宝顶山不能体现这一特点。

　　郭相颖凭借他的“伶牙俐齿”，让这个观点成功获得了支持。大足石刻申遗范围从一山扩大到三山，最后扩大到五山（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

　　“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在北非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全委会上，当主持人宣布这一消息时，全场沸腾了！大足石刻，由此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是人类天才的艺术杰作，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大会给予大足石刻的高度评价，让身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郭相颖一时泪流满面。6年申遗路，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郭相颖冲向会场外的电话亭，给同事报喜。当电话接通时，他手握话筒抖个不停，一向能说会道的他，这时竟语无伦次。

　　是年12月3日，在市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感慨：“这（大足石刻申遗成功）对提高重庆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给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异彩。”

　　时不我待

　　“我一看见石窟事业发展就高兴，一谈到石刻就激动，我爱人经常提醒我，不要激动，谨防高血压哦。”

　　有一批学者研究，并产生重要学术成果，是申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上世纪90年代涌现的大足石刻学术著作中，郭相颖组织编写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里程碑，成为学者研究大足石刻的必备书目。

　　在分秒必争的申遗过程中，为何要跋山涉水收集石刻铭文？

　　郭相颖说，启动申遗后，随着石刻风化日益严重，铭文迅速消失，他和同事深感抢救资料迫在眉睫。

　　“我们提出，对现今发现的有关大足石刻的各类铭文进行抢救性的‘扫荡式收集’，力求无遗漏、无错误，能圈点、能注释的就圈点注释，不能注释的不强求，把资料留下来，我们说不清楚的，让后人去把它说清楚就是了。”郭相颖说。

　　1999年8月，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纂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正式发行。这本暗红色封面的书典雅大方，全面记载了大足石刻铭文的现状，被誉为“大足石刻研究史上的空前之作”。

　　时光总是无情的，对人如此，对石刻亦然。《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24年后，一些铭文已悄然在风雨中消逝。

　　“大足石刻不断在风化，我们当年看得清清楚楚的字，现在有些都看不到了。”郭相颖说，造像也在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北山第136窟拥有非常漂亮的造像，比如普贤菩萨。可是，曾经‘吹弹可破’的肌肤现在起粉了，这是让我最忧心的。”

　　他紧接着说：“几十年来，大足石刻在岩石加固、渗水治理、环境改善等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探索，唯独防风化效果欠佳。”

　　郭相颖认为，古代的贴金、彩绘是防风化非常有效的手段，一次良好的贴金和彩绘，在材料好、工艺好的情况下，可以让石刻安稳保存100年以上。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贴金作为传统技艺，广泛应用于佛像的贴饰，以表现其尊贵庄重。就拿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来说，2008至2015年的这次修缮之前，千手观音造像至少经历了5次妆金活动。一代又一代人的呵护，才让今天的人们有幸欣赏到她的容颜。

　　“你看现在的大足石刻，特别是宝顶山，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到处都贴了金。题记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某年某月贴金、彩绘。”郭相颖建议，在新办法还没成熟以前，不妨延用老祖宗的老办法，对经典造像有依据地进行贴金、彩绘，从而减缓石刻的风化。他欣慰地看到，除了千手观音外，潼南大佛、涞滩二佛等石刻造像已于近年贴金，让造像重现昔日风采，有效保护了石刻本体。

　　刚刚逝世的著名考古学家丁明夷也曾在《大足石刻全集》序言中表达他对石窟风化的痛心。“岁月无情，石窟永存只是一个神话传奇。”他表示，编写石窟考古报告，重现其历史风貌并传承后世，既是石窟保护的需要，也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大足石刻全集》由重庆出版集团、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编纂出版，大足石刻研究院原院长黎方银主编，郭相颖之子、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郭宜任总策划。

　　这部历时14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共计11卷19册，全书主要针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是迄今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最全面、最权威的考古研究报告。前不久，这部鸿篇巨制喜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我一看见石窟事业发展就高兴，一谈到石刻就激动，我爱人经常提醒我，不要激动，谨防高血压哦。”郭相颖笑着说，他总是希望后人比前人强，如果后人不及前人，那很可悲。后人超过前人则是可喜的事，事业才能发展。

　　一腔赤诚

　　“赵智凤800多年前办的‘企业’，现在还经久不衰，我要继续把大足石刻守护好。”

　　晚年的郭相颖依旧心系大足石刻传承，关心大足旅游事业发展。

　　退休20多年来，他平均每年讲解或讲座100多场，平均3天就要讲一场。

　　郭相颖期待结合大足石刻中蕴含的志道忠诚、崇俭尚廉、警示惩戒等内容,教育引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

　　在5月6日的讲座中，他围绕石刻体现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慈善孝义廉等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一定要做到清正廉洁。”“古人的智慧给我们带来太多力量。”……两小时的讲座，让观众意犹未尽。

　　讲座时，郭相颖偶尔看一眼电脑。他打趣道：“大足石刻哪个区域、哪个造像是哪一年的，过去我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一下想不起来。”

　　“介绍大足石刻，只要身体允许，我都一直在做。我总对观众说，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大足石刻。我觉得一个人，特别是到了晚年，像我们这种80多岁的人，最大的欣慰是一辈子干了一两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这是最大的安慰。”郭相颖说，作为一名党员，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你只要做好了自己那份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爱党。

　　郭相颖感慨：“大足石刻当年冷冷清清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成天车水马龙。我上次去北山，停车坪都停不下车了。我们单位也发展了，我来的时候两三个人，现在发展到两三百人。事业发展得很好，我很欣慰。”

　　在为今天大足石刻的欣欣向荣感到欣喜的同时，郭相颖还对大足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足旅游的进一步提升充满期待，“大足旅游产品尚不够丰富，大足石刻当然是龙头产品，但除了大足石刻，应该还有其他的。”

　　“大足让游客参观的或者留下来住宿的内容有些少，我们要增加游玩内容，在饮食方面也要发展，要有响当当的招牌。让游客住在这里不想走，那才是本事。”郭相颖建议，大足要着力打造出几个名牌美食来。过去，大足脆皮鱼质量就很高，希望能够重振大足美食的名声。

　　800多年前，大足人赵智凤用70年的时间，在宝顶山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举世罕见的大型石窟道场。

　　“赵智凤800多年前办的‘企业’，现在还经久不衰，我要继续把大足石刻守护好。”说着，郭相颖取出一幅4年前题写的书法，字体遒劲有力、张弛有度，上书“若有来世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这，正是郭相颖“择一事，终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