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5年邓颖超正式提出“红岩精神”这一概念以来，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李长春、宋平、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多次对红岩精神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论述。学术界对红岩精神也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红岩精神作出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精神实质，为我们准确把握红岩精神的特质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

　　深刻认识红岩精神特质的历史本源

　　红岩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红岩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党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需要精神支柱。与解放区和根据地相比，党在国统区没有政权和军队，除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以及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等公开机构外，从总体上看，党组织在国统区不仅处于秘密和非法状态，在力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国统区社会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也是排斥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即使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在军事上制造摩擦、政治上制造分歧，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政治气候可谓“阴霾压城、白色恐怖”；国民党特务还采取监视盯梢、威逼利诱、秘密屠杀等伎俩，企图从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面渗透、分化和瓦解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斗争环境如此复杂险恶情形下，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或者个人，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支撑，是难以长期坚持和完成革命任务的。因此，红岩精神的产生是实际斗争的必然要求。

　　红岩精神是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实践中精神风貌的高度凝练。国统区斗争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全民族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带领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致力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局面，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了统一战线新格局，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团结各阶层人民，为党赢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赴重庆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有力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使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中外各界人士，表现出来的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使命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等，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格魅力和伟大风范。解放战争时期，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东党组织先后领导广大共产党人积极开展人民民主运动，投入第二条战线，发动武装斗争，进行统战策反，组织护厂护校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重庆解放前夕，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党在国统区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崇高信念、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等精神风貌，这是阐释红岩精神特质的基石。

　　红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到重大挫折。在经过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惨重教训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南方局工作，1943年5月起更是直接联系和分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他提出的“巩固党，深入群众，向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根本遵循，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和强大政治引领。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人结合国统区斗争实际，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贯彻中央“荫蔽精干”政策；在统战工作上支持和促成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成立；在武装斗争上领导华南地区等地抗日武装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党领导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这些成功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准确提炼红岩精神特质的方法论

　　革命精神贵在提炼、难在提炼，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从独特的革命实践准确提炼出独有的特质，否则千人一面，更难以全面、准确。具体就红岩精神特质提炼而言，应该以“四个坚持”为基本方法。

　　坚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强调红岩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2018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勇气概；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谈到红岩精神时强调，“坚贞不屈、永不叛党”和“不折不挠、宁死不屈”。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以刘国鋕等人为例，指出：“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红岩精神所呈现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不叛党的崇高品格等鲜明特点，为提炼红岩精神的特质提供了旨归。

　　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把红岩精神置于党的百余年伟大奋斗历程中去把握。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一方面，红岩精神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是相同的，为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宏伟目标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国统区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高举抗日与民主的旗帜，将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主要任务，发动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斗争，促成强大的民主运动，开辟同人民解放战争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以孤立和包围蒋介石独裁统治。党在国统区的斗争，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谱写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篇章。

　　坚持伟大建党精神是红岩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和魂。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精神，其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是相通的、统一的、一致的。红岩精神作为伟大建党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下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这一特殊战场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准确提炼红岩精神科学特质，必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整体把握其实践主体、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等。

　　坚持守正创新。近40年来，关于红岩精神的研究阐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96年，重庆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首次将红岩精神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尤其强调贯穿其中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凛然斗志、浩然正气，为我们守正创新科学提炼红岩精神特质拓展了新视野、开拓了新境界。

　　与时俱进阐释红岩精神的特质

　　对历史的认知不是一劳永逸的，作为历史产物的革命精神也是如此。科学提炼红岩精神特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既立足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又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丰富和完善。当下，在以更加全面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视角去回顾当年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基础上，对红岩精神的基本特质可以进一步提炼归纳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这一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的坚强党性。与解放区或根据地相比，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环境更为复杂艰险，共产党人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临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的诱惑，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支撑，要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坚持斗争并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周恩来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人人“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在隐蔽战线，无论在政坛还是在商海，无论身在红岩村或是隐于乡间，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是他们坚定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特别是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的“狱中意见”，体现出他们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这一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民族危亡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海纳百川、相忍为国的宽广胸怀。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发展壮大了进步势力，争取了广大中间势力，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坚决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以革命的大智大勇，与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充分表明了共产党求和平、反内战的诚意和立场，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与中外人士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推动形成更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党在国统区高举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这一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国统区的特殊环境和建立统一战线的特殊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既要有斗争的精神又要有斗争的韧性，既要敢于斗争、坚持原则，又要善于斗争、斗而不破，坚持在斗争中牢牢把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性。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数次发电，要求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撤回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商量后决定面对生命危险仍坚守重庆，极力挽救和维护统一战线。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代表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努力争取和把握斗争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民主建国方针。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尤其是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面对诱惑和酷刑，面对牺牲，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精神。

　　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这一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铁骨丹心。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危局，周恩来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都能善处逆境，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逆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身陷囹圄，面对威逼利诱仍威武不屈、不动心志。他们都视革命气节为生命，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以“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捍卫真理，以“只要一息尚存，誓为真理而抗争”的大义凛然笑对屠刀，涌现出张文彬、何功伟、苏曼、罗世文、车耀先、张露萍、江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以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丹心向党、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必须努力与时俱进，深入提炼、进一步科学认识红岩精神的特质，从而更好地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红岩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使之光照千秋，成为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重要精神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