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出生于1893年。时值内忧外患，乱世纷争。眼见国家多难，民族命途多舛，卢作孚先后投身“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浪潮之中。其中“实业救国”是卢作孚毕生历经千难万险，始终未改的初心和信念。“一致克服国家的困难，事业的困难”作为1936年民生公司成立11周年大会标语之一，也是卢作孚一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真实写照。

　　白手起家，与命运抗争。身处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兴办实业并非易事。正如梁启超所感慨的“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非过言也”。加上卢作孚出身寒微，靠父亲常年外出贩卖麻布，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其白手起家、苦心创办民生公司所面临的困难程度远甚于清末状元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留学归来的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创业之初，民生公司最初集资2万元，实收股金却只有0.8万元。当时卢作孚因造船事宜去上海出差的600元路费都是各方筹借而来的。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在造好后，因“股东意存观望，不再缴款”，当时又没有可以抵押借款的财产，不易借贷，导致凑不齐购船款项，被延期交船。加上当时“外债纷逼”，“民生”轮几近“难产”，最后四处筹资借款，才勉强渡过难关。1926年7月“民生”轮安全驶抵合川，民生公司才开始正式营业。

　　“化零为整”，与外资竞争。艰难起步之后，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还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川江航运仍被帝国主义霸占，外国轮船公司耀武扬威地横行长江。卢作孚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凡与海关接洽必须说洋话，用洋文……连轮船发出的提货单，船上的航程簿，也用洋文，真成了外国人的天下。”对此，卢作孚在刘湘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维护航权的举措。比如，他首开中国士兵以检查者身份登上外国轮船的先例，大煞外轮威风，掀开了维护川江航权的新篇章。更重要的是，他秉承“自愿吃亏让利”的诚意，提出“化零为整”的策略，通过收购的方式，逐步将川江一线所有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眼见民生公司发展壮大，外国轮船公司企图通过恶意降价的手段压垮民生公司。当时，一件棉纱由沪至渝的正常运价是25元，他们一下降到2元；有的还向旅客赠送雨伞。对此，卢作孚一方面联合各民众团体召开“收回内河航权大会”，发出“一致对外”的号召，首开中国人在甲级船上担任船长的先例，并将提货单改为中文样式，船员职称也一律禁用洋文。另一方面，卢作孚大力改善经营管理，废除强索“小费”制度，多次亲自为旅客服务，引导全船上下同心同德，共同改善服务态度和质量。几年下来，光耀公司、捷江公司等外轮公司相继卖船收旗，退出川江。据统计，1934年进出川江的旅客将近一半搭乘的是民生公司的客轮，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

　　不畏权贵，与官僚资本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大量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临危受命指挥抢运，用40天时间“将民族工业精华6万余吨物资设备、3万余名人员如期成功转移，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被晏阳初赞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即便贡献如此之巨，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却企图借抗战之机，以统一调配为名，强迫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军政部统一掌管。1938年秋，卢作孚虽拒绝了宋子文向民生公司投资的要求，但不得不让宋子文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宋子文仍不甘心，又提出由其掌控的“中国银行”向民生公司投巨资的要求，孔祥熙控制的“交通银行”也提出类似要求。对此，卢作孚利用官僚资本内部矛盾，采取“一债多主、互相牵制”的办法，使官僚资本夺取控股权的企图落了空。可想而知，在那个官僚资本横行的年代，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承受了多么大的困难和压力，以至于卢作孚在1943年不得不以“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来形容自己兴办实业的艰辛历程，指出“民生实业公司”这一桩事业“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当中”。到了1948年，卢作孚惨淡经营起来的民生公司因在抗战中牺牲巨大，加上饱受官僚资本压制，已经债台高筑。全国解放前夕，民生公司还有20艘轮船被迫滞留海上。为此，卢作孚运筹帷幄，与蒋介石官僚资本集团巧妙斗争，最终除“民丰”轮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扣作军用、“太湖”轮回归途中被国民党海军劫往台湾、“南海”和“渤海”二轮因太旧而在海外标的拍卖外，其余16艘轮船全都回归人民怀抱，投入了新中国建设。1950年8月，卢作孚与新中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事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标志着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被毛泽东称赞为公私合营的“榜样”。

　　（作者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卢作孚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