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郑惠连，1926年生，1956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来渝，曾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保科主任、儿保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她长期从事儿童保健工作，是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开拓者之一。2012年获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2020年入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为儿童健康事业奋斗一生，郑惠连无怨、无悔、无憾。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学时代的郑惠连。

1956年2月郑惠连（前排右三）从上海来到重庆。

九旬高龄的郑惠连还在定期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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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刚来时，这一坡都没几栋房子哟，你看看现在……我们真是白手起家的呀，一晃眼都67年了。”站在自家29楼的阳台上，郑惠连轻拍栏杆，一边眺望，一边感慨连连。

　　她的普通话带有上海腔，却跟传统印象中的吴侬软语不太一样。那声音铿锵有力，节奏感强。你会由衷惊叹，眼前这位97岁的老太太身体里，依然涌动着的蓬勃的生命力量。

　　她所说的“这一坡”，是楼下不远处，从中山二路俯冲到枣子岚垭的小缓坡。坡上坐落着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享誉全国。这家医院，也是郑惠连结缘重庆67年的起点。

　　无论寒暑，儿童医院永远人来人往。院区各楼宇依山就势修建，分布得错落有致。建筑主色是朴拙庄重的砖红，映衬着早春二月湛蓝深远的天空，煞是好看。

　　每个晴朗的日子，郑惠连都会到阳台上站一站，看一看。这栋楼矗立于坡底的小盆地，视野极开阔：向右是儿童医院紧邻的文化宫，稍远一点，视线能延伸到揽胜楼所在的鹅岭之巅；左侧则是蓊蓊郁郁的枇杷山公园，春风摇漾，绿荫如盖，红星亭从林间探出头来。

　　“我三分之二的人生，就在儿童医院这方圆一公里深深扎根。这是我30岁那年离开上海来重庆时没料到的。但我内心无怨、无悔、无憾。我为儿童健康事业奋斗了一生，充实而快乐。我还想为孩子们服务到100岁呢！哈哈，希望这个心愿能实现吧。”郑惠连说。

　　这一天，是2023年2月14日。我特意把采访安排在这天——67年前的这一天，1956年2月14日，年轻的郑惠连搭乘飞机，第一次落地重庆呼吸到这里的空气。从此，她的生命与巴山渝水血脉相连，写下了一段段值得载入城市史册的动人诗篇——

　　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和同事创建了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前身——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结束了重庆没有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作为儿童保健领域先驱，她受原卫生部委托，出任了全国高等院校规划教材《儿童保健学》第一版主编；她还是全国首个招收儿童保健学硕士的专家；她甚至在70岁退休后还一直坚持坐诊、讲学，至今97岁高龄依然定期出诊……

　　“您还记得2月14日是个什么日子吗？”我问。她看上去略有困惑。我笑着解释缘由，她竟有些激动，“唉呀！真是今天吗？你都查过的呀？我只记得是1956年的正月初三！”

　　“假如让97岁的郑惠连对67年前刚到重庆的郑惠连说几句话，您想说些什么呢？”

　　“唉呀！说些什么好呀……”刚还滔滔不绝的她忽然迟疑了，半晌才开口，“那我就对她说，你啊是从上海来的哦，既然答应了来重庆建儿科医院，就一定要加油好好干哦。我呢已经来了60多年了，我没白来哦，我来重庆还是划得着哟，我很幸福哦，这一生没白活哦……”

　　这样说着，她自己又乐起来了，开怀地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换了人间

　　“郑家二小姐”成了人民好医生

　　厚厚几本影集，留驻着郑惠连近百年的记忆。一帧帧黑白相片已被时光染黄，相片上，少女郑惠连面若银盘、眼如水杏，阳光又自信。这气质，来自优渥的家境和得体的教养。

　　郑惠连的父亲郑伟三，又名郑达宸。在《胡适研究》一书中，有份“第二次庚款留学录取学生的名单”，名单上，来自江苏江阴的郑达宸与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被同榜录取。19岁的郑达宸由此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矿物学，毕业回国到了辽宁开滦煤矿做工程师。1926年6月，郑惠连在辽宁出生，3岁左右，她随全家回到江苏老家，后又去了上海。

　　“父亲经营煤炭公司，母亲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很正派，会管家。我们的家是上海公共租界一栋三层楼的洋房。我是弄堂里有名的郑家二小姐。家里虽富裕，但父亲对我们要求很高，人品和学习都要好，不准乱花钱，花钱必须记账。”

　　受父亲影响，郑惠连从小爱读书。她中学就读于工部局女中。这所英国人办的学校与中西女中齐名，全英文授课。学校还注重培养女性全方面的能力，开有家政、音乐、舞蹈、烘焙、编织、插花等课程，尤其重视学生体格锻炼，体操、打球、爬绳、攀高等都要学习。

　　“中学六年培养了我全面的人格。我很用功，考试总是一二名，所以我也很骄傲，一辈子要强、心气高，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毕业时，性格开朗外向的我想学演艺，但爸爸不同意，他说要不你学医吧，既能赚钱，又能救人。我轻轻松松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但圣约翰费用很贵，上医呢不收费，这样就去了上医。”

　　上医求学六年，郑惠连记忆犹新。“我们学校教学很扎实的，比如基础课人体解剖，三个学生管一具尸体，一根根骨头要摸，一根根血管、神经要认。我有时喜欢把颅骨带回家研究，颅骨就放在自行车网篮里，有次还被警察拦下，我说我是医学生嘛，他才放我回家。”

　　上课的都是顶顶厉害的专家。“比如临床医学的沈克非教授，外科手术非常灵的，他写病历、查房都用英文；儿科的陈翠贞教授，教导我们怎样去对待小病人，要把生病的小孩当成自己孩子一样。他们对我从医都有深深的影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那时我已是实习医生，我慢慢地体会到共产党对我们的爱护关照。1950年毕业典礼上，院长颜福庆教授说，你们现在是新中国的医生了，观念要变，不要再想着医生就是赚钱，你们要为人民服务，要艰苦奉献。这就是上医传授给我的牢固信念。我立志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至今没敢忘。”

　　1950年，郑惠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医学毕业生，到上医附属医院（今华山医院）儿科做住院医生。为何选择儿科？“我看到旧社会儿童有很多传染病，麻疹、百日咳等疾病对儿童健康影响很大，我想帮助他们。”怀着救人之心，她积极投身“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努力工作，1955年便晋升为儿科主治医师，成为医院的中坚力量。

　　西迁入渝

　　再苦再难也要建好儿科医院

　　如果没有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这个历史性事件，郑惠连应该不会离开上海，更不会与重庆结缘。“西迁这件事，对我来讲的确很突然，那时我对西南重庆几乎一无所知。”她回忆。

　　1955年，因西南地区缺医少药，医学教育落后，党中央决定上医部分西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其中，儿科系整体建制西迁。当年4月至1960年7月，上医陆续向重庆调派教师、医师等各类人才400多名，他们陆续筹建了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及多家附属医院。

　　“当时重庆还没有一家儿科专科医院，原本上医准备让石美森（时任上医儿科医院副院长，1956年西迁来渝）教授来建儿科医院的，但他正好被派去参加苏联专家来华举办的儿科进修班。我当时是医疗秘书，又是主治医生，既熟悉医院管理又熟悉医疗业务，比较适合到重庆开展建院工作，就这样被院里选中了。”

　　来找郑惠连征求意见的，是上医儿科医院院长陈翠贞。“陈院长说，我们想让你去重庆建儿科医院，你可以去吗？当时我虽已婚，但还没要小孩，我爱人在上大学，我父母有人照顾。我尤其感到这是组织信任我，所以哪怕完全不了解重庆的情况，也一口答应了下来。”

　　1956年2月14日，郑惠连第一次到重庆。“我记得是正月初三，因为要提前选址，刚过完年第三天就动身了。我跟上医总务长刘海旺两人坐了四个多小时飞机到重庆。前期来渝的上海同事们，正在袁家岗建重庆医学院。我去看了看，心都凉了，完全没想到重医会建在当时那么荒凉的地方。我心里直打鼓，医学院尚如此，这个儿科医院又该怎么建呢？”

　　当时，儿科医院有两处备选地址。“一个是枇杷山上的原重庆博物馆，一个是山下缓坡地带的原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办公楼，也就是现在的位置。”实地走访后，郑惠连认为枇杷山上空间有限，很难适应长远发展，因此她力主选址山下。

　　山下有什么呢？一栋大楼，一座礼堂，四五间矮房。“按计划，儿科医院要在6月1日开诊，这中间还得改建医院用房、添置医疗设备、采购医务人员服装……我一算，还剩三个来月，我才晓得我的任务好重哦！我是既不能打退堂鼓也不能哭，只能扛！我要强嘛！”

　　为了筹备建院工作，要强的郑惠连吃了不少苦。“当时上医来主持建儿科医院的只有我，我一个人从2月中旬忙到5月底，一切都要靠自己！首先是语言不通，当时普通话没普及，我只会讲上海话，重庆人只说重庆话，我们交流就很麻烦，要靠中间人翻译；然后，上海马路平平整整，重庆山城爬坡上坎，我从儿科医院走到观音岩，一个大坡坡要爬200多步梯坎，脚上都会打起血泡；还有饮食，重庆嗜辣，上海人口味清淡，我不能吃辣；尤其随着夏天来临，重庆是火炉，比上海热太多……说实话，当时我的压力真的好大！”

　　“我心里唯一的信念，就是组织信任我，我必须办好！而且，这份信任让我很自豪！上医儿科西迁，我绝不能拖后腿，重庆的儿科医院，要像上医儿科医院一样，门诊部、住院部都要有，我相信我能成功！再苦再难，也要建好儿科医院！”

　　记忆的闸门洞开，郑惠连语速变得飞快，炒豆子一样地讲述着，带我在往事里穿梭。我不忍心打断她，最后却还是忍不住问：“可您当时也还不到30岁啊，创建医院的挑战是不是太大了点？有没有至少那么一个时刻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可能真的扛不下来？”

　　“没有！”她目光炯炯，回答得斩钉截铁，“一方面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我在上海当了几年儿科住院医生，24小时住在医院，积累了丰富经验；另一方面我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我走访了当时重庆所有开设儿科的医院：对面的三院、观音岩的外科医院、道门口中医院，甚至还去了成都华西医学院儿科，了解儿科医院相关情况。可以说，一切尽在掌握！”

　　郑惠连用她强大的心脏把控全局，所有事务得以稳步推进。5月底，占地面积100亩、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病床30张的儿科医院改建完成。6月1日，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顺利开诊，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

　　开诊当天，儿科医院热闹非凡。陈翠贞院长也从上海赶来，在重庆工作了几天，她语重心长地对郑惠连说：“你在重庆的工作干得不错，但不能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团结勤奋，努力把儿科医院办好。”“要牢记上医校训：正谊明道。”

　　当年6月是郑惠连30岁生日。“辛苦了几个月功德圆满，总算可以庆祝一下了吧？”我问。“生日？谁给我过嘛！忙都忙不过来！爱人也不在，自己吃碗面得了！”她说。

　　到底有多忙呢？“我们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专科儿科医院，一开诊便病人多，病种多，急诊多，危重疑难病人多，任务重，但主治医生就我一个，我还身兼医疗秘书，门诊、病房、药剂、化验、营养……通通要管，里里外外一把手，从早到晚团团转，哪有时间玩儿？一直到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医陆续派来更多同事增援，我才得以松了口气。”

　　再次出发

　　必须把荒废掉的20年追回来

　　准备采访期间，我遍查资料，细细梳理郑惠连漫长的人生画卷。我发现，她这一生至少经历了三大转折和两大“高光时刻”——

　　从富家小姐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医生，以及从上海西迁重庆是两次大转折，与之相随的是创建重医附属儿科医院，填补重庆无专科儿科医院的空白这一“高光时刻”。剩下的一大转折和“高光时刻”，则都发生在1978年以后，她在经历了特殊年代的沉寂后复出，成为儿童保健领域的拓荒者，填补了中国儿保领域多项空白，更让重医的儿保学科至今领先全国。

　　“你的观察很精准，我同意。Absolutely（完全同意）。”郑惠连不住地点头，甚至脱口而出一句英语。其实，她从儿内科主治医师转向做儿童保健工作，背后也深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曲折。

　　“我要追回我的20年！那荒废掉的20年！”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科学界的春天。52岁的郑惠连也迎来了她医学生命的又一春，她在心中不住呐喊，更在积蓄力量。

　　那一年，为了适应儿科医学事业的发展，重医决定成立儿童保健科。由谁来牵头呢？院里又一次想到了身为创院元勋且已在儿科领域耕耘28年的郑惠连。

　　“儿童保健当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有发展经验，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们从3个医生、1个护士的规模起步，稳扎稳打，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成功创下了儿保领域多个第一：成立全国第一个儿童保健教研室、全国第一个儿童保健科；受原卫生部委托，举办全国第一个儿保医生进修培训班；我本人出任了全国高等院校规则教材《儿童保健学》第一版主编；1984年，全国第一个儿童保健学硕士研究生也由我率先培养。”

　　干得漂亮！从儿内科转入儿童保健科，对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郑惠连而言，竟似也不难！

　　“怎么不难？肯定是巨大挑战嘛！但我心里有底的，儿科所有的病我都看过，那么做儿童保健我就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刚去儿保科时，好多人都说‘郑医生太浪费了’，因为我在儿内科可以说是很能干的，其实这也是我的优势。因为儿保首先是screening，就是筛查。我发现问题了，再转给相关科室诊治。这是非常重要的分诊，起初我都没认识到这点，以为儿保就是体格检查、喂养之道、智力开发等。不是的哦！我想强调，做儿保的医生必须具备儿科临床基础，譬如你听不出杂音，怎么知道心脏有问题？你不晓得该做什么化验，怎么有的放矢？”

　　“过去一些同志认为为孩子治病才能体现医生价值，儿保找不到成就感。其实，儿保是为孩子的健康打基础，是让孩子一辈子受益的事，值得干！”郑惠连坦言，刚踏上儿保之路时，她的同行者寥寥，原因就在于理解者少。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儿保教研室主任黎海芪当年也不太理解，她本来要到其他科室工作，郑惠连游说她说，患儿是怎么也看不完的，说明关键还在于预防，在于儿保筛查工作。以这样的苦口婆心，一支强大的儿保队伍得以组建起来。

　　1984年到1989年，以卫生部专家的身份，郑惠连还曾四次率队出国考察。团队里都是年轻的妇幼工作人员。她英语过硬，白天听课之后晚上就陪着年轻人复习。考察涉及社区儿保、伤残儿童管理、世界妇幼工作动态……这让她回国后更加明确了儿童保健的研究方向，也推出了更多在业界有影响力的成果。

　　郑惠连感慨，自己在儿保领域从零起步、二次创业，这份心情，跟当年刚到重庆创建儿科医院差不多。“我真心觉得儿保是我事业重振旗鼓的新起点。我憋着一口气，要追回荒废掉的20年。然后从1978年建儿保到1996年退休，又是差不多20年时间，就和同事一起，带领重医儿保学科领先全国。”

　　2012年，86岁的郑惠连荣获“全国儿童保健医师终身成就奖”。“其实我还挺惭愧的，也没做什么工作，我只是怀抱感恩之心，为儿保事业出了一点力罢了。”提起这个奖，她笑了，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您说惭愧，这是谦虚吗？”我故意追问。

　　“说真的，我同事中有的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得过什么荣誉，默默无闻，毫无怨言。我想，评奖总归是希望树立榜样，让人学习。我有幸福的童年，一路接受优质教育，这些经历没什么好学习的呀。”她调皮地笑，“哈哈，现在有的医生倒是可以向我学习怎么做一名合格的医生，我现在还出诊呢，但不是为了钱哦，我只想服务孩子，发挥价值。”

　　奋斗了一辈子，郑惠连心中可曾对什么人有过亏欠？

　　“我这一生，概念里似乎没有家，只有事业，医院就是我的家。我对先生和女儿很惭愧，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

　　郑惠连1952年结婚时，先生在南京上大学。1956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安徽农场，郑惠连则来了重庆。直到1982年，分离近30年后先生才调来重庆，一家团聚。

　　“我觉得年轻时跟他是有爱的，分开多年，还有爱吗？我对他是既不讨厌，也不晓得什么叫爱了。女儿跟着我，更是完全靠自己。我太忙了，没时间管她。我不晓得她何时恋爱、何时结婚，她生小孩我都在出差……我这一辈子对家庭么总归是马马虎虎了。”

　　如今，郑惠连想得最多的，首先是保障自己的健康，因为“这样才能争取多一点时间，去发挥自己的作用。2020年之前，我还经常去各地指导基层儿保医生，也去做义诊，现在也还定期出诊。我愿意毫不保留地传授毕生所学，好多地方的儿保医生我都带起来了，我高兴啊！”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上医校歌里倡导的，正是郑惠连近百年人生所践行的。她步履不停，仍在前进。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真正退休啊？

　　“我今年97，计划工作到100岁吧，应该问题不大，这愿望能实现吧。100岁么真的也差不多了，再继续干嘛要被骂老不死了，哈哈哈……”

　　站在百岁高龄的大门前，这个节点，会担心告别的一天吗？

　　“你是问我怕不怕死吧？不怕！我现在这把年纪么都已经赚到啦！但我还是希望活到2035年，那时候咱们国家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期待能亲眼看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