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徐悲鸿与学生张安治等人在盘溪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合影。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1937-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重庆保护、保存、发展、壮大、推进中国美术所作出的贡献，构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10余年时间里，重庆汇聚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公私美术学校，云集了当时中国美术界绝大多数名家、名师，举办了诸多反响巨大的展览，开办了众多影响广泛的报纸刊物，创办了多个旗帜鲜明的社团协会……不但践行着“艺为人生”“以艺救国”的历史使命，同时秉承“人生为艺”的理想，推动着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正是因为这一群身负文化和艺术使命的名家、名师带领各自美校的师生，团结社会各方的力量，以重庆为阵地，以画笔为武器，在隆隆战火中砥砺前行，使艺术之光如黑夜苍穹中的星汉，灿烂和慰藉着苦难中的同胞，使同胞胸怀国家独立之愿景、民族复兴之希望。

　　根扎重庆、依托四川美术学院，我们希望通过“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展览，以及同名出版物、主旨论坛、专题讲座等系列学术活动，引起学界对抗战时期重庆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杰出贡献的关注与思考，为当下重庆文旅事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本次展览由四个学术板块构成。在“名师云集：中国现代美术先驱在重庆”板块，重点梳理和展出深刻影响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名师大家的“重庆时期”，主要涉及他们艺术创作的奠定期、转折期、风格形成期、个人创作巅峰期……此次，这些名师大家的“重庆时期”作品被重点呈现，以丰厚以往的美术史书写，凸显重庆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地容地貌给予艺术家的文化滋养，凸显重庆在众多杰出名师大家艺术生涯中的重要性。

　　比如，徐悲鸿是在重庆的近10年时间里，真正开启了他一生的理想——中国画改良实践，创作出大量新国画、彩墨画，代表性的有《群奔图》《巴人汲水图》《愚公移山》《山鬼》等作品。也正是在重庆时，他确定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创作观念，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注现实、注重作品的人民性。

　　林风眠在南岸一间仓库里隐居7年，也迎来了个人创作的高峰期。在巴渝山水与人文环境的滋养下，他将西方油画的表现手法与传统水墨写意相结合，又立足于传统，寻求本土现代性的建构，《青衣女子》系列奠定了他后来的艺术大师地位。

　　在中国画革新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傅抱石，将山城雾都独特的云蒸霞蔚、烟雨迷蒙的感受诉诸于笔端，将传统中国画的皴、擦、点、染进行现代风格的转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抱石皴”。

　　与傅抱石毗邻而居的挚友宋步云，同时期也创作了大量异曲同工之妙的巨幅山水画，以及影响深远的水彩画。叶浅予、李可染重庆时期的国画创作，难得一见地记录下顽强的国人在战争蹂躏中依然向美而生的顽强生命力，清新脱俗的“新文人画”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一时间忘记了头顶上隆隆的轰炸声。宗其香早在求学阶段就以开创用水墨、彩墨描绘重庆夜景、巴渝光影题材的系列新国画创作而声名远播，以刻画嘉陵江纤夫系列作品而闻名巴渝。李斛也在重庆夜景的新中国画探索、嘉陵江纤夫系列创作方面脱颖而出，熠熠生辉。

　　还有以“以艺救国”为历史使命的版画家们，先后成立重庆木刻研究会(1937年初)、中大木刻研究会(1939年3月)、现实版画社(1940年秋)、中国木刻研究会(1942年1月3日)(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木刻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而凝聚了当时全国各地的版画家。在重庆的黄荣灿、汪刃锋、王琦、丁正献、谢梓文，李少言、江敉、林仰峥、王树艺、谢梓文、张漾兮，在延安解放区的古元、彦涵、焦心河、荒烟、李桦、陈烟桥、胡一川、沃渣等，纷纷将自己的作品送到重庆参加展览。

　　在“名校汇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在重庆”板块，重点呈现抗战时期内迁和新建的7所美术学校(研究机构)在重庆办学的状况。

　　其中，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由南京迁至重庆，师生1500余人，员工及家属共计4000余人，于濒临嘉陵江的松林坡建校复课，是战时内迁的首个艺术院校。在课程设置与教学理念上，国立中央大学立足传统，融汇中西，强调系统，注重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反映在教学中，除引进西方的素描、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西洋美术史外，同时开设了传统的书法、篆刻、词选、国画勾勒、国画概论、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老师有：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庞薰琹、吴作人、张大千、谢稚柳、傅抱石、黄君璧等众多名家大师。

　　这一板块梳理出艺术院校在抗战时期中国美术教育教学上的发展，展现了重庆在保护、保存中国美术教育师资、培养学生、向社会输送美术专业人才方面所起到的保存火种、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历史贡献。

　　在“展刊连台(声名远播)：中国现代美术传播在重庆”板块中，整体呈现抗战时期重庆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500余次，西迁与创办的美术报刊杂志70多个、组建的美术社团9个。其中全国性质的美术团体、美术机构主办的大型综合展览30多次，以及众多艺术主张鲜明的系列展览活动。

　　如，有以“艺为人生”，以画笔为武器，直面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控诉侵略战争罪行的现实主义展览；有以“人生为艺”，以画笔为探测器，思考生命意义、艺术意义、人生意义、文化意义的现代主义展览；有以“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敦煌”系列展。

　　与之相呼应的，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西迁和创建的美术报刊杂志，及时为这些展览、美术会、画家、作品发力发声，形成了以文化艺术为阵地的“重庆力量”。

　　无论艺术主张如何不同，但在重庆的中国美术界空前团结，同仇敌忾，共同以艺术之名为当时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苦难中国发声，且声震寰宇，使全中国及时看到、听闻和记录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天空中敌机不绝于耳的轰炸声，还有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爱民族爱国家的拳拳赤子之心声。

　　在“艺术地图(星星之火)”板块中，以跨学科的“人文地理学”视角切入，以新艺术史的研究方法，重点观照重庆特殊的空间、地点、文化景观与抗战时期重庆美术界的互动共生关系，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建构全景式的重庆艺术地图。

　　在当年的重庆，因大批艺术家聚集于凤凰山，由此形成了“凤凰山艺术家群体”，而在凤凰山顶，有10间砖瓦平房，分别居住着秦宣夫、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四家；在盘溪的石家花园，徐悲鸿与他的弟子们居住于此，并创办了“中国美术学院”；江津的五十三梯则汇聚了武昌艺专过来的上百名师生。那段时期，每年都会有数十个展览举办，可谓名家汇聚，盛况空前。

　　1937-1949年，在抗战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中心，大量艺术家聚集于此，共同推动着中国美术事业的转折与发展。名家大师的“重庆时期”，“以艺救国”所汇聚的“重庆力量”，以及报刊、杂志向全国发出的“重庆之声”，共同成就了中国现代美术的“重庆叙事”。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重庆在现代艺术发展中的贡献，不仅成为了抗战美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最为重要的华章。

　　(何桂彦系该展总策划、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红梅系该展主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央美院美术馆理论出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