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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富斌在办公室。特约摄影 曹永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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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艺在阅读《重庆日报》。实习生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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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镇涛在整理资料剪报。记者 张莎 摄/视觉重庆 |
70年风雨同行,《重庆日报》与人民脉搏相连,呼吸相通。
从一张张泛黄的信纸、一个个饱含深情的电话,到电子邮箱里一篇篇投稿、网络平台上一条条真挚的留言,再到一次又一次点击和转发重庆日报微博、公众号、App上的资讯……读者的每一次关注,都是我们向前迈进的助推器,敦促我们更加稳健地前行。
退伍军人、通讯员唐富斌:
《重庆日报》是“引路人”
1988年3月的一天,25岁的唐富斌给《重庆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寄了一封信。之后,他惴惴不安,每天翻看《重庆日报》。
当时的唐富斌已退伍返乡,在南桐矿区(原重庆第七区,后改名万盛区)工商局机关当临时工。他发现很多人在黑山盗砍盗伐,其中还有他的亲戚。唐富斌想制止这种行为,但又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一天回到宿舍后,他盯着已订阅6年之久的《重庆日报》入了神。当晚,他以《要求严惩破坏森林资源的不法分子》为题,写了封读者来信,文章不长,百把字。考虑到曝光此事可能带来的影响,他用了化名。
几天后,重庆日报的两名记者悄悄来到南桐矿区进行了深入调查。1988年4月3日,《重庆日报》以《决不能再干贻误子孙后代的事了》为题,用半个版刊发了记者调查、现场图片和唐富斌的读者来信。一石激起千层浪,南桐矿区赓即出台一系列举措严厉打击盗砍盗伐行为,黑山的生态资源得以保全,为后来的万盛由“黑”转“绿”打下了基础。
这一次,唐富斌与《重庆日报》的双向奔赴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党报的责任和担当,随即想到自己,“虽然是临时工,但我也要为家乡的发展尽职尽责。”
这一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了3个有关私营企业发展的暂行条例,每天阅读《重庆日报》的唐富斌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风向。
万盛是重庆的老工业基地,国有煤矿、军工和集体经济占地区的总量曾长期在90%以上。条例发布后,该区开始为私营企业松绑。唐富斌主动争取参加了全区私营企业发展大会,并试着写了一条两三百字的会议消息寄给《重庆日报》。
这是唐富斌第一次学写新闻,内容连“5个W”都不齐全,他对这条稿件并没抱什么期望。然而,几天后,重庆日报的两名记者来到南桐矿区,循着地址找到工商局并找到唐富斌。他们帮他“会诊”稿子的问题,指点他补充采访事例,教他如何将这一条蕴藏着重大新闻价值的稿件写深写透。
1988年8月9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唐富斌采写的《南桐矿区为私营企业发展开绿灯》一文,同时配发《重庆日报》短评《先把门打开》。短评中这样写道:“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南桐矿区已走在全市的前面进行了探索……先把发展的大门打开。”在当时,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区县纷纷去南桐矿区取经,临时工唐富斌因此被破格选进区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与《重庆日报》的双向奔赴成为日常。
时至今日,唐富斌已从一名机关临时工成为副厅局级干部,是万盛经开区交通局二级巡视员。他依旧每天阅读《重庆日报》,经常向《重庆日报》投稿。
这是一场延续34年的双向奔赴,当初唐富斌与《重庆日报》之间播下的那颗情谊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对于唐富斌来说,《重庆日报》是夯基者,也是“引路人”,34年来,他一直与《重庆日报》共同见证什么是勇于面对、敢于担当。
(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梁梦杰)
争光贡献奖首倡者、通讯员邓艺:
“我们已经相伴40年”
年届古稀、退休9年,邓艺依旧笔耕不辍。说起自己和《重庆日报》的故事,老人滔滔不绝。
“那是40年前的事了,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是7月13日。”当时,邓艺就职于长航重庆航道工程局,“那天的《重庆日报》第2版,刊发了我写的一个小言论《人多与人少》,这是我的处女作哟。那真是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都不过分。”
也是在那时,邓艺第一次知道了“党报”这一词的含义,“自己写的稿子能上党报,那是有好光荣!”
自此,邓艺一发不可收拾,通讯《县长送锦旗》《千里川江变坦途》、评论《主客关系岂容倒挂》《处罚与送法》等作品相继在《重庆日报》上刊发。
在邓艺的写作生涯中,最让他骄傲与自豪的是:1997年10月,他撰写了《设立“为重庆争光奖”》一文,其中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这就是后来的“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随后《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消息《大家都来为重庆争光添彩——蒲海清市长访谈录》,“一篇报道,6次提到我名字,我是又激动又感动又骄傲。”
一个多月后,重庆日报记者又对他进行了专访,写下了《首倡者的心愿——访“争光奖”建议者邓艺》一文,通讯员邓艺也成了被采访和报道的对象。
1998年,邓艺调任南岸区委宣传部,任副处级宣传科长,主抓对外宣传,“从此,给《重庆日报》投稿从‘自选动作’变成了‘规定动作’,我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那个家用电脑还未普及的年代,为了能及时给《重庆日报》投稿,邓艺还自费购了一台传真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此后的几年里,邓艺采访撰写的《南岸,众志成城奔小康》等几十篇通讯、《扫无所作为现象 兴开拓创新风尚》等百多篇消息,被《重庆日报》采用。随后,他被提拔为南岸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如今,邓艺虽已退休多年,却依然念念不忘《重庆日报》,“不仅天天读,还天天‘收’,看到有价值的文章我就会复制下载保存至电脑。要写点什么,引用‘日报某年某月某日某版载’,那是最具有权威性的。”
在邓艺的电脑里,重庆日报记者发现了一个名为《重庆》的文件夹,里面分门别类收录了《重庆日报》刊发过的数千篇文稿,有几百万字,犹如一个浓缩版的《重庆日报》档案馆,“我比《重庆日报》小一岁,但我们已经相伴40年,我将继续与她‘长相厮守’。”(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胡梦)
91岁老读者袁镇涛:
“我看了70年《重庆日报》”
48万字、577页、518个真实反腐案例——在袁镇涛家中,有一本厚厚的书,名为《腐败警示录》,“1998年,我在《重庆日报》上看到一篇揭露腐败的报道,痛心疾首,就剪下来制成了剪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来,不知不觉就摘了这么多。”
学会用电脑后,袁镇涛又将这些剪报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将袁镇涛“剪”下的这些反腐案例刊印成内部资料,命名为《腐败警示录》,在系统内传阅。当时,《重庆日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重庆日报》办了70年,我就看了整整70年!现在我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在手机上看《重庆日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退休干部91岁的袁镇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重庆日报》创刊时,袁镇涛还在当时的巴县税务局工作。他记得,巴县税务局每天开早会时就会读《重庆日报》,“当时中央报纸没在重庆印刷,送过来不及时。我们最早便是通过《重庆日报》了解时局和党的主张。”
袁镇涛坚持读《重庆日报》不间断,还与其恩师贾唯英有关。贾唯英是川南地下党负责人,也是袁镇涛在泸县职业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贾唯英调到重庆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后,还多次鼓励他“看《重庆日报》,关心天下大事”。
这一看,就是70年!
他不仅仅是一名热心读者,也常常成为《重庆日报》新闻报道的主角。
退休后,为了解决社区老人学习和活动的需求,袁镇涛奔走成立社区读书会。《重庆日报》陆续刊发了《八旬老党员向社区图书室捐书300余本》、《九旬老人自办读书会火了》等报道,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热心读者。
2020年12月,《重庆日报》推出《模拟体验老人生活全媒体系列报道策划》,展示了老年人适应智能化产品所面临的数字鸿沟。袁老来信点评:《重庆日报》系列报道让全社会动手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这个问题不仅是方便老年人生活,而且关系到老年的心理健康,关系到老人对社会的评价。记者 崔曜)
70年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
读者来信摘录
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小玉:
1995年,《重庆日报》刊登了一篇记者万龙生先生的文章《工作:生命的需要——记西南大学副教授董小玉老师》……这期报纸,我收藏至今,它记录了我的成长,承载着《重庆日报》与一线传媒工作者对我的激励,包裹着我这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初心和不懈追求。
重庆荣昌区融媒体中心高级记者刘友才:
那时,我在兰州军区的部队报道组当新闻报道员……每每收到从遥远的家乡邮寄的《重庆日报》,我如获至宝,认真阅读。发现报上有好的文章,除了推荐给其他报道员看,我还会剪切下来,用胶水粘贴到本子上。
重庆市作协会员、渝北区融媒体中心编委兰卓:
小学毕业那年的夏天,姑妈从重庆回来,带回来一份完整的《重庆日报》,它是我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从那以后,每当知道重庆的亲戚要来,我就提前写信恳请他们给我多带一些《重庆日报》——它生动、有故事,为我打开了一个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
重庆永川区教委办公室人员刘畅:
经历了七八次搬家,许多衣物和家具物件被丢弃,而在《重庆日报》刊发的“豆腐块”一直是我珍藏的宝贝。而今,我的几大本发表的报纸剪纸大部分已经泛黄,像陈年老酒,在时光的流逝中,愈发芬香。这些剪纸,折叠成为我向上攀登的阶梯,成为我拼搏进取的见证。
重庆长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文猛:
我是在村支书家里读到《重庆日报》的。村支书说《重庆日报》从山那边很远的城市中来……我从《重庆日报》的油墨香中读到更远天空下的村庄,更远天空下的城市,以一种叫铅字的光粒照耀着我的村庄。
重庆万盛经开区档案馆副馆长陈劲:
走上工作岗位的20多年里,坚持阅读《重庆日报》已成我的生活常态。《重庆日报》就像是一个加油站,从过去的纸质报纸到今天的手机客户端,阅读起来越来越便捷,视野与内容愈加广泛和丰富,更感到一股奋进笃行的力量在心中涌动,激励着我前行。
(见习记者 黄熠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