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凝视中国地图，这块壮美大陆的轮廓，形似一只报晓的雄鸡。

　　马耳坡是我故土的一个山梁，它在中国地图上没有标识，这个丘陵地带的山包，面积只有七十多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马耳坡是雄鸡下的一个小小的蛋。

　　1946年，我爷爷从长江边的一个村子，拖家带口搬到马耳坡。随后，马耳坡上用山草搭建起的茅草房，在风中如一个披头散发的人。一个家就安身立命在这里，在马耳坡上长成一棵树，开枝散叶。

　　1949年，新中国迎来黎明的那一年，我爷爷38岁，他在马耳坡的月光下，开垦出十多亩荒地，种上自家粮食。我父亲12岁，在王先生那里上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那类古书。

　　马耳坡离我们那个县城，有四十多公里。1949年12月8日，县城里人山人海，鼓锣掀天，市民喜悦地迎接解放军入城，这天是县城解放的日子。那一年10月，我父亲穿着草鞋，从私塾转到马耳坡下一所政府兴办的村小上学。

　　1958年，马耳坡的风中，吹拂着一个兴奋的消息。我21岁的父亲，考入县城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就读——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爷爷赤脚跑回长江边的村子，在祖宗坟前焚香磕头，尔后又一气跑到公社办公室表达感谢。

　　1969年8月的一个黄昏，我在马耳坡上的草房中出生。

　　1977年12月，来马耳坡参加劳动锻炼的县城知识青年小薛，回城参加了当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的高考，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1978年12月的马耳坡上空，响起一声国家命运新航程的春雷。我父亲从县城机关回家，与公社干部一起向乡民们传达那一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一个在马耳坡上沉睡已久的村庄，也开始翻动疲惫的身子了。

　　1981年初，马耳坡上的这个村庄，开始实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了。那一年的秋收，我们家的水稻田，亩产达到760斤。秋天的马耳坡上，我爷爷种的红高粱，如红彤彤的晚霞落地燃烧。我家谷粮满仓，公社和大队干部进屋，伸出手指头一敲，装满稻子的大柜子发出沉沉声音。难怪那一年春天的蛙鸣特别欢，我爷爷背着手在入秋后的稻田里庄严巡视，时不时伸出手去摘下一颗谷穗放进嘴里，他卷动舌头，咀嚼新米的味道，风吹稻浪，我看见爷爷额头的皱纹也欢快地漾开。

　　1988年，19岁的我离开马耳坡，进入一个乡里当了干部，按照坡上乡人的说法，我是吃上了“皇粮”。

　　2000年3月，马耳坡上空腾起阵阵烟雾，起伏的丘陵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消失了——毗邻马耳坡的地方，要修建一个山顶上的机场。那一年三峡游正热，机场建设是为这个腾飞的城市插上翅膀。再后来，马耳坡所在的万州区五桥镇群力村变为五桥街道石人社区，从此，这块小小的故土成为我永久的怀念。

　　2003年5月，通航后的第一架飞机从成为巨大坝子的马耳坡上空飞过时，我堂伯抬头眯眼一望感叹说，飞机就像是在屋顶上飞。

　　2019年9月，67岁的表叔在我表弟陪同下，从故乡机场乘飞机去北京旅游，他不像是出远门的样子，更像去赶一趟集。飞机开得很稳，就好比坐在家里沙发上一样，就是开得太快了一点，表叔对我这样回忆说。两个小时的航程，表叔看了两小时梦幻般的云层觉得还不过瘾。在北京，表叔去了天安门看清晨的升旗仪式，这个一辈子匍匐在泥土里的庄稼人缓缓抬起右手，向喷薄日出中迎风招展的国旗致敬。

　　而今，马耳坡上的这个机场，已经开通了到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深圳、昆明、温州、厦门等二十多个城市的航班。去年，故乡机场扩建，建设成为国际机场，已开通了到泰国清莱的航线。

　　马耳坡的编年史让我感到，这片弹丸之地的家园故土上，与一个伟大国家铿锵前行的步履如影相随，与中国波澜壮阔的命运唇齿相依。

　　马耳坡，赋予我大地的气象，土一样深厚的情怀，让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国家的十四亿分之一，成为了望向欣欣向荣国家的一个窗口，汇聚成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总和。